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庠、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是“失序”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启蒙时代，在重构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孔孟以修身为本；老庄崇尚自然；……各学派在人性善恶、德治法治、有为无为的议题上交锋碰撞，既彼此辩驳，又众说融汇，异彩纷呈的文化遗产深刻影响着历代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写下了灿烂辉煌的篇章。

——摘编自杨明柱《诸子百家：辉煌的篇章》

材料   儒家、法家与道家的政治理论

——摘编自包刚升《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

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材料一   东周前半期称为春秋，公元前475年以后即战国时期。……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同样也表现在学术文化领域。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局面。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士人周游列国，颇受重用。他们的活跃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当时出现众多学说、学派，各自提出对政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看法，彼此论战辩驳。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史书有关古代选官用官制度的记述

材料二   世卿世禄制是氏族贵族特权的残余，亦是对君主任免官吏权力的限制。由国君掌握任免权力的官僚制度，起源于春秋中后期。一大批没落的中小贵族离开其原来的宗族，凭借其个人才能，以单纯士人的身份投身于有势力的卿大夫之家，与其投靠的卿大夫家族没有血缘宗法关系，仅仅是凭着对新家主的忠心而受到新主人的豢养。战国时期，这种官僚制度由于士阶层的壮大而获得发展。此时教育制度亦正发生着根本变化，私学培养着官僚的后备人才。这个时期各国的变法，更是从立法与法制上对官僚体制作了制度上的规定，并最终宣告世卿世禄制退出舞台。

——摘编自沈长云等《战国史与战国文明》

材料三   隋唐在官吏选拔上最大的贡献是创建了科举制。科举制为自我推荐，即史书所谓的“怀牒自举”，以考试定取舍。唐代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有两种人：一是由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在读生员，二是身家清白符合报名条件经州县审查合格的普通百姓。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一“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的“食田”，受过“六艺”教育，能文能武，战时可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作卿大夫的家臣。春秋战国之际，“士”发生了分化，既无田可食，又失去原来的职守，成为传授知识的教师或主持仪式的赞礼人，于是“士”就成为知识分子的统称。

材料二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材料三（李斯上奏，建议秦始皇采取强硬措施）“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乐、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广袤的思想原野上，万马齐喑。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四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