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中央所做的事是极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中国古代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县衙门与农民家庭大门之间的距离是交给地方的，所以构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地方自治体制。表面上看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命令，事实上政令和人民接触时就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发挥效力的是绅士。自治团体由当地人民具体需要中发生，而且享受着地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涉。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

材料二   虽然清末成立的地方自治研究社和警察组织受到西方的影响，但在中国固有传统中依然可以找到其影子。18世纪后，伴随着人口的增加，在县的数量没有太大变动的情况下，广东等省的县丞、巡检司与典史已经开始划定分辖区域，打破了原来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格局。地方自治研究社和警察组织正是延续了这一方向，在县下划分出更多的分辖区域，以便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管理。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各种协会的成立成为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凝聚力所在。随着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完善乡村治理格局需要各种社会组织的参与与协调，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多元化推进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如何形成互动的良性治理格局更是乡村社会治理成败的关键。鼓励乡村社会组织的多元化，明确其基本职能，积极营造属于乡村成员民主协商的新领域成为发掘乡村社会秩序活力与完善村民自治的新途径。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

材料一   “周秦之变”指的是秦朝与西周相比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殷周之变”的重要意义已广为人知，但“周秦之变”却未受到同等的重视。其实，“周秦之变”对二千年来中国的现实影响，实在不在“殷周之变”以下。如果说中国文明植根于“殷周之变”，那么，“周秦之变”就给它划定了生存发展的格局，其文化意义也一直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顽强地释放出来。

——摘编自陈明《从殷周之变到周秦之变》

材料二   近500年共出现3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于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签署条约，在全球范围内将它们宣称拥有的土地分成两半球；明王朝处于“弘治中兴”（1488-1505年），但已经无法在宏观上逆转半个世纪前“土木之变”（1449年）导致的由盛转衰。随着西方文明的全面崛起，其他文明相对衰落已成定局。第二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于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英国从法国手里夺取整个加拿大，标志着英国成为无可争议的海洋霸主；工业革命在英国发轫，为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奠定坚实基础。

——摘编自曹冬英《历史视阈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材料一   《史记》记载，秦并六国不久，丞相王绾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在秦始皇称帝后的第九年，博士淳于越进言：“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战国初齐相，其曾孙取代齐王）、六卿（包括赵、魏、韩在内的晋国六大家族）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不过秦始皇还是采纳了李斯等人的建议，推行郡县制，并对是古非今的学者进行严厉打击。

——摘编自魏明枢《论秦始皇巩固统一的措施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二   《汉书》载：“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这一做法造成诸侯（王）国独立于中央，“三代诸侯，各自纪年……至汉依然”。汉初的诸侯（王）国还拥有地方的人事任免权，中央派遣的地方官员常被诸侯（王）国弃之不用，甚至被驱逐，有时还出现诛杀、陷害之事。一度还出现“吴王封赐倍汉之常法，梁王府库金钱巨万，宝器多于京师”的现象。

——摘编自袁波、胡建阳《罗马行省制与秦汉郡县制之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