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学者马大正先生曾敏锐地指出，当代中国继承了两项举世瞩目的历史遗产：一是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二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而两大遗产相互嵌入的平台，就是边疆地区。历史上边疆地区的发展既相对自成体系，又呈现出国家层面的整体性。历代边疆治理政策呈现出波动性和延续性的结合，但总体而言是一脉相承的。汉代在西北边疆治理上卓有建树，唐代大体沿袭了前朝的治边理念，并结合时代特征有所损益，形成了以“羁縻”为特征的治边体系。

——摘编自黎镜明《汉唐西北边疆治理刍议》

材料二   在少数民族地区，唐政府允许保留原有的奴隶制，允许在本地区或本民族内部有自主权，实行羁縻府州制度。羁縻府州的建署大多以各少数民族的部落为单位，不同于内地的以地理为划分，府州官不由朝廷派遣，多由其首领担任，实行世袭制。由都护府直接管理，再统于唐王朝中央政府，这就构成了唐朝的“一国两制”。体现了唐代对少数民族采取笼络政策和松散管理方针，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和平相处和自然融合。唐代还采取积极开发政策，如发展屯田和互市贸易等。

——摘编自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

材料一   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共同发展融合而成的。历史上，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政策有通婚、册封或委以要职。如两汉与匈奴通婚，唐王朝对回鹘、南诏、渤海的册封，明朝对西藏僧俗领袖委以要职等。通过这些措施，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与中央政府是利益共同体。对于反叛中央的分裂势力，统治者果断采取武力讨伐，震慑反叛分子。如1690年康熙帝镇压准噶尔部落，1759年乾隆帝镇压大小和卓，从而有效地维护了祖国统一。

——摘编自韦良云《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特点》

材料二   儒家民族观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民族观的本质特征，它最初强调“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讲“尊王攘夷”。后来随着儒家民族、国家观念不断的发展，“夷夏之辨”日益被“华夷一体”“天下一家”所取代。康熙帝废长域是改变秦汉以来“华夷内外分治”观念的重要举措；雍正帝曾说：“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何得留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摘编自李克建儒家民族观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影响及现代启示》

材料一在不少中古传统的典籍中，比较简要记录了中国通向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但对于一些道路的细节，则缺少记载。1974年出土的一枚王莽时期的《传置道里簿》木牍，上面记录了长安到张掖郡氐池的20个置之间的里程，巧合的是，1990年出土的一枚《传置道里簿》木牍，记录了武威郡仓松到敦煌郡渊泉间12个置之间的里程；两相结合，正可以复原西汉时期从长安到敦煌的驿道和驿站设置情况。我们知道出土文献都是极其偶然留存下来的残篇断简，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残简来举一反三地理解历史的真实情境。

——摘编自荣新江《出土文献所见丝绸之路概说》

材料二唐朝将安西都护府移驻龟兹后，在西域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建立镇戍守捉等军事防御体系，而连接这些府州、镇戍的道路，就是具有法令意义的“官道”或叫“驿路”了。按唐制，官道上三十里置一驿，非通途大道则立馆。当地出土文书记载的馆驿名称以及与馆驿有关的赋税记录，证明了唐安西四镇地区馆驿的广泛存在。唐朝的馆驿是当时西域地区最小的行政单位，它和烽铺往往同设在一处，所以兼有防御和交通功用。唐朝以安西为中心的驿路系统的开通，以及馆驿制度在西域地区的建立，成为唐朝军政人员、公文、物资往来的途径与支撑，同时也为丝绸之路上兴贩贸易的商人，提供了有安全保障的通畅道路。

——摘编自荣新江《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