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郑回，唐玄宗天宝年间以明经入仕，任端州西泸县令，后为南诏所虏。南诏王阁罗凤以郑回“有儒学，甚爱重之”，令其孙异牟寻“师事之”。公元779年，异牟寻继南诏王位后，“以郑回为清平官（宰相），事皆咨之，秉政用事”。唐德宗时期，郑回劝异牟寻归唐，“自昔南诏尝款附中国，中国尚礼义，以惠养为务，无所求取。今弃（土）蕃归唐，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异牟寻尚其言，谋内附者十余年矣”。793年，异牟寻遣使分三路入朝，“言归义（唐）之念如金之坚”，德宗嘉之，赐以诏书。794年，唐使崔佐时出使南诏，与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南诏“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即唐朝）”“置戍相保，永同一家”。唐诏和盟后，南诏“复遣清平官尹辅酋等七人谢天子，献铎鞘、浪剑、郁刃、生金、瑟瑟、琥珀、牛黄、毡、纺丝、象、犀。”又派遣了大批云南子弟到成都学习书算，“业就辄去，复以他继。如此垂五十年，不绝其来，则其学于蜀者不啻千百”。同时，唐朝也派遣内地工匠到南诏传授技术，使南诏“数年之后，蔼有华风”。

——摘编自薛文《郑回与唐诏和盟》

材料一   从汉朝到唐朝，漠北草原上先后出现过由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建立的强大国家。它们虽盛极一时，但其政权组织却是建立在氏族或部落基础之上，并没有打破氏族或部落原来的组织结构和血缘外壳。这种国家被称为“部族联盟国家”。在部落联盟国家中，作为征服者的统治民族与被征服者未能融为一体。一个统治民族在比较强盛的时期，能够控制草原上许多不同民族、部族，这种情况下，部落联盟制的国家建构起来会很快：但是一旦发生问题，比方说严重的天灾，或严重的内江，那么解体得也非常快。因为那些被控制的部族原本的基础并没有被打乱，当统治民族出现问题的时候，原本被统治的那些部族马上可以组织起来，甚至可能取而代之。所以草原上这些部落联盟制的国家尽管一时强盛，往往是旋兴旋废，起得很快，落得也很快。

——摘编自邓小南《忧患与繁荣：北族政权的兴衰》

材料二   成吉思汗将其部队按照十户、百户、千户的方式加以编组，委任了各级长官。蒙古国建立后，将所有的草原牧民都按千、百、十户编制起来，这种制度具有兵民合一的特点，是蒙古国统治草原社会的基本行政单位。编组千户时，大部分是混合不同部落、氏族的成员重新组成的。尤其是被成吉思汗征服的部族，基本都被拆散，分属于不同的千户。这样，千户、百户制度实际上取代了旧日的部落、氏族结构，蒙古国百姓通过这一制度被纳入严密的组织，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内居住，接受赋役征调。千户百户制度瓦解了草原上的原有的氏族部落，逐渐形成了全新而有持久生命力的蒙古民族。

——摘编自张帆等《辽夏金元史》

材料一 大一统思想中的夷夏观，其发展变化，与适应以儒家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相一致。中国古代从周朝开始，逐渐形成一种“化外主义”的治边观，与此相应地也逐渐形成了自秦汉以后“羁縻而治”的治边思想。儒家坚持“天下大同”的家国观，坚持“有教无类”,将教化与礼、仁相结合，构成礼教的基本要义；儒家在政治上主张“和为贵”,礼教本身也包含着和平主义的特征，儒家所倡导的用夏变夷的民族观对后世影响深远。

——摘编自邵方《大一统思想与"华夷之辨"》

材料二   中国古代王朝对边疆的治理政策简表：

——摘编自陈跃《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材料   “和亲”亦称政治联姻，指封建统治者为免于战争之苦，捐弃仇怨与边疆异族统治者通婚和好，建立和平、亲睦关系：在我国封建诸王朝中，汉、唐是实行“和亲”政策较为典型的王朝：其中，西汉承续213年，与少数民族和亲迭16次，昭君出塞乃为佳话；大唐立国289年，与少数民族和亲达29次，文成公主入藏留传后世，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可谓封建王朝以“和亲”方式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典范，不仅在稳固封建政权、消除民族隔阂、缓和民族关系、促进边贸发展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而且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亦有助推作用。对其稍加梳理，亦不难发现，汉、唐虽然都以“和亲”政策作为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形式，然而细作推论，彼此差异甚大。

——摘编自唐建兵《汉唐“和亲”政策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