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材料一   唐太宗沿袭汉魏六朝以来的和亲政策，并加以发展和创新，积极与少数民族首领和供职朝廷的少数民族上层联姻。唐太宗在平定东突厥后，采纳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将约十万户突厥人移入中原，保全其部落，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从中挑选百余人担任京官武职。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出巡灵州，与诸部落首领会盟，史称“灵州会盟”。随后，唐朝在漠北建立羁縻府州，西北地区由战乱走向和平。

——摘编自王朝海《唐太宗李世民为何被称为“天可汗”？》

材料二   在世界文明史上，许多文明的衰亡都与异族的入侵有着极大的关系。然而，尽管中国古代也历经无数次改朝换代，亦或异族入侵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无论如何，后来的胜利者往往都会承认前一王朝在政治上与文化上的合法性。中华文明不仅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摧折，反而通过不断吸纳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最终不分夷夏，更加枝繁叶茂。

——摘编自郭晓东《中华文明何以赓续不已》

中国民族服饰的形成与发展深深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塑造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艺术观念，人生观，世界观起了决定性作用。儒家所倡导的“礼”是中国传统伦理审美的基础……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的外在表现,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唐代妇女服饰的风格千姿百态、艳丽华美，而宋代妇女服饰则拘谨保守、淡雅质朴。与唐代妇女服饰的开放相比,宋代妇女服饰走上了简约的道路,发生这一显著变化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

材料一：饮茶文化的兴起始于南方，直到唐朝中晚期北方人民也开始大量地饮茶，茶不再是达官贵人的专有物，茶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我国著名的茶马古道始于唐朝时期的“茶马互市”，贸易的需要使得茶叶被大规模种植，为促进当时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唐宋时期出现了我国著名的青瓷和白瓷，同时烧出了成熟的黑、黄、唐三彩以及彩釉等瓷器，这些瓷器的出现为泡茶工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载体，使得唐宋时期的茶文化变得更加细腻和精致。唐宋时期出现的禁酒令也为饮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人们以茶代酒，进而促进了饮茶风尚的传播。唐诗宋词中的文化元素，及时行乐、豁达不羁、为国效力等思想也为唐宋时期的茶文化奠定了古朴清新、积极入世的核心内容，这可能与当时较为开放的社会以及宗教有关。这一时期的文人墨客大都讲究“天人合一”……

——摘编自余飞《唐宋茶文化的兴盛原因及其与人之心性修养的研究》

材料二：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茶文化的兴盛期。政治上，茶叶外交、贡茶、赐茶成为常态，既维系了与少数民族、外邦的联系，也使得茶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符号对外输出；经济上，鼓励茶叶种植和贸易，茶马古道、茶税、茶法等逐渐成熟；文化上，茶诗、茶词、茶艺、茶礼、茶俗、茶寮、茶馆等茶文化子系统要素得以全面蓬勃发展，并与儒释道文化互动互构，成为“无异米盐”、百姓须臾不离之物，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的茶文化共同体建构与认同。

——摘编自周瑞春《从夷夏到天下：茶文化共同体之路》

安史之乱后，吐蕃贵族乘虚攻占河西、陇右，民众“丁壮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嬴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人民日夜思归唐朝。唐后期由于吐蕃灾荒连年，内乱不断，唐朝乘机收复了部分失地。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领沙州(敦煌)人民起义，驱逐吐蕃守将，自摄州事。此后一二年间，张议潮修治兵甲，且耕且战，收复甘(张掖)、肃(酒泉)二州。五年正月，宣宗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同年八月，张议潮兄张议潭入朝，献上十一州图籍。宣宗遂于沙州置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不久，加授左仆射。张议潮加强战备，兼之富有军事才干，屡次击败吐蕃军，稳定了河西的政治局势。懿宗咸通二年(861)，议潮率蕃汉兵七千人收复凉州(武威)；八年，议潮入朝长安，诏授司徒、右神武大将军。张议潮还积极恢复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发展灌溉，“训以华风，咸会训良，轨俗一变”。河西人民赞曰：“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归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摘编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

6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唐太宗时期有关在高昌设置州县的争论

贞观四年（630年）高昌王麹文泰曾亲自朝唐。但贞观六年（632年）唐经焉耆之请，开大碛路，使得高昌独擅东西交通的格局被打破。高昌遂攻焉者，又遏绝西城朝贡，攻唐伊吾，西联西突厥，北又挑拨薛延陀与唐的关系，唐与高昌关系破裂。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攻灭了高昌国。

关于如何统治高昌地区，唐太宗主张设置州县，大臣代表魏征反对，认为“陛下初临天下，高昌王先来朝谒，自后数有商胡称其遏绝贡献，加之不礼大国诏使，遂使王诛载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抚其民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空虚，陛下终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中国。所谓散有用而事无用，臣未见其可”。但太宗坚持己见，依然在高昌设置了州县，并开始积极经营高昌。

——据《贞观政要》《资治通鉴》整理

材料   敦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其命名始于汉代，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敦煌郡，都尉府所在地实际上就成为敦煌郡城市的雏形，敦煌城市由此兴起。图1、图2、图3分别为汉代、唐代、清代敦煌故城形态演变，图中角墩、马面、羊马城等都属于城防系统。

——摘编自王新敏、石培基、聂晓英《历史时期敦煌城市演变与影响因素分析》

材料一:对唐朝中央而言，各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须经中央册命，给予“玄鱼金符”或“印章袍带”才能取得统治本族的合法权力，并以其为征发信符。都督、刺史死亡，或年迈体衰不能视事，其后嗣亦须经唐中央“下诏册立”。各羁縻府州间发生纷争，唐中央直接干预，而府州则须听命处置。对不同族间的诉讼，要按国家法律审理。对破坏国家统一的反叛和谋逆活动，更是依国家法律严厉处置。朝廷制有专玺“天子信宝”,以征发“蕃国”之兵。各羁縻府州也有义务助兵中央。平高昌的唐兵中，有突厥、契莎数万骑。讨伐安史叛乱，回纥兵更是功不可没。各羁縻府州须定期奉献“贡赋”。

——摘编自彭建英《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

材料二: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政府“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场，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太平兴国四年，宋出兵攻辽，互市“罢不与通”。雍熙三年(986年),宋再次主动出击失败，端拱元年(988年),宋辽双方通好，宋廷诏“许边疆互相市易”。嘉祐二年(1057年),元昊子谅祚扰边，宋示谕“要以违约则罢和市，自此始定”。金灭辽后，宋方虽于盱眙军、光州、安丰军、随州、襄阳府、天水军等地置榷场与之互市，但随着双方关系的变化，互市时断时续。

——摘编自林文勋《宋代以“互市”为内容的民族政策》

材料一   从西周时起，“中国”就是中华各族先民心中的权力中心，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地，是王朝国家的代名词，是祖国的承载体。理解了“中国”如此深邃的政治含义，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一词虽然没有成为某一民族或某一政权所独有的专有名词，但是各民族都可以自称“中国”，所以才会有宋人的“中国”、契丹的“中国”、西夏的“中国”和金人的“中国”等各个民族的“中国；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越是强盛的王朝吸纳的民族就越多。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

----李克建《清朝前期的“中国”认同：从“中国”的内涵展开分析》

材料二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教授有一个提法，汉、唐的大帝国是转瞬即逝的，元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包括汉、唐在内，本质上属于“小中国”。到了元朝，加上此前辽金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影响，中国才变成了“大中国”。就是说，在元朝以前“小中国”是常态，元朝之后“大中国”变成了常态。

----选自张帆《元朝开启了“大中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