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开始，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些规模达到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呈现出了有别于普通聚落的超常特征。这类大型聚落有山西汾河河谷的陶寺城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石家河聚落群、长江中下游杭嘉湖平原的▲城址等。据考古发现，陶寺中期城址面积有300万平方米以上，这是中国龙山时期最大的城址之一；城内有宫城、观象台、普通居民区、仓储遗址、手工业作坊、墓地和道路等多种遗存。在城南小城内，发现大墓一座，墓内有玉钺、琮、璜、玉石兵器，以及成组的彩绘漆木器和彩绘陶器等陪葬品，还随葬10具完整的猪骨，显示墓主相当富有……这种大型聚落可称为中国古代初期的城市。
——摘编自牛世山、杨婧雅《中国古代初期城市的营建考察》
材料二 1153年，金迁都燕京，将燕京改名为中都，是北京成为王朝都城的开始。后来元朝在金中都东北兴建大都。明朝前期迁都北京，位置比元大都略微南移。明朝嘉靖年间，又在北京城南面加修外城。北京具有交汇南北，控驭全国的地理优势。但建都北京一个主要的困难是北方粮食产量低，不能满足京师的粮食需要，为此统治者既建都北京，复决策借粮东南。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王培华《元明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
材料三 在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苏州城市区域显著扩大，形成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苏州手工业各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并出现了新的经营方式。府城东半城以丝织业发达著称，西半城以商品流通、商业贸易著称。苏州的城市变化代表了明清中国城市发展的一条新道路，这条道路与“开封型”城市（如开封、北京等）截然不同，被傅衣凌先生称为“苏杭型”城市发展道路。
——整理自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等
(1)阅读材料一、写出“____”的城址名称，并以山西陶寺遗址为例，概括中国古代初期城市的“超常特征”。
(2)根据材料二、指出“金元明北京城址变迁图”中元大都城址所对应的序号。结合所学，简述元朝统治者为实现“借粮东南”在交通领域所采取的举措。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苏州出现的“新的经营方式”，并用一句话概括“苏杭型”城市发展道路的内涵。
材料一 元代“府州司县吏人，幼年废学，辄入吏门，礼义之教懵然未知，贿赂之情循习已著，日就月将，熏染成性，…往往受赃枉法”。元仁宗登帝位就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非用儒生，何以至此！”皇庆二年（1313年），仁宗正式下诏恢复科举制。曾经当过文天祥幕僚的南宋“遗老”赵文时年75岁，也闻风而动，其他“遗老”们也踊跃应试。元朝科举，无论是试题、场次、放榜，还是录取名额、授官，都明文规定对蒙古人、色目人优待照顾。
——刘安泰《谈元朝科举制度的废与行》
材料二 北洋时期，文官考试分为高等考试和普通考试两种，分别由文官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和文官普通考试典试委员会主持进行。两个典试委员会均于考试之前由大总统临时任命，考试结束后即予撤销。应试高等考试需有3年以上高等学校学历与毕业文凭或通过普通考试及格分发学习期满之男子；应试普通考试需有技术学校以上毕业文凭或同等学历经甄录考试及格或曾任委任以上文职之男子。高等考试中第1试为国文，第2、3试，依其报考的专门学科分别考试不同科目。普通考试第1试为国文，第2、3试分行政职与技术职分别考试。行政职考宪法、现行法令之解释、策问、文牍，技术职按照应试人之学科分别考试技术科目。
——武乾《论北洋政府的文官制度》
材料三 1982年，《吸收录用干部问题的若干规定》颁布，文件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吸收录用干部要实行公开招收，自愿报名，同时，文件还明确了考试的具体方法和程序，并确定政府人事部门的主导作用，将以前各系统、各部门为主分散考试改为统一组织。针对干部人员范围过于庞大，缺乏分类管理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在着力推进不同类别干部的管理改革。1993年10月1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我国公务员制度正式建立，考试录用制度也随之确立。
——句华《中国公务员录用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变革趋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元朝恢复科举制的原因，从民族关系的角度，分析元朝恢复科举制的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制度建立的标志。
(3)根据材料三，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简析这一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作用。
材料一 蒙古帝国崛起之前，在中国先后或同时存在着五代十国，辽、宋、夏、金的割据局面，这种割据形式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为元朝在该地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在对外征服进程中，蒙古在亚欧大陆建立起四大汗国以维系自己的统治。蒙古征服及其统治，扩大了各地区交往的范围，打破了亚欧大陆此疆彼界的封闭状态，使东西方交通畅达，进而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他们对亚欧大陆的征服，实现了人类古代史上一次规模空前东西方民族迁移及文明交往。这种交往既有征服时期的暴力方式，也有帝国建立以后的和平形式。
——贾宝维《蒙古帝国的崛起对亚欧政治格局的影响》
材料二 蒙古族在边疆诸民族中分布范围最广，力量最强，也最受清朝统治者的重视。漠南蒙古诸部在清廷入关前已归附，清朝参考八旗制度，将编制成若干个札萨克旗进行管理。清朝统治者不但对蒙古贵族封爵授职，拟于宗室，而且还与蒙古贵族建立起密切联姻关系。康熙帝曾称：“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清朝民族关系不但承上启下地演绎着过去民族交往中存在的各种现象，而且还继承、延续了中国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流向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全面觉醒并凝聚一体，真正意义上结束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将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到新的高度。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联合统一战线，凝聚反帝反封的革命民主力量。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共御外辱的民族精神力量。改变农村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以经济保障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
——何雄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贡献》
(1)根据材料一，概括蒙古崛起对亚欧格局的影响。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与蒙古其它统治区四大汗国的关系。
(2)根据材料二，阐释清朝前期如何实现“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并结合所学从民族国家角度，概述清朝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的“承上启下”意义。
(3)根据材料三，指出中国共产党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要途径。结合所学，以土地关系为例，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改变农村生产关系解放农村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