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89年，苏联撤军后，阿富汗抵抗组织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内战爆发。

1991年9月，科索沃阿族发动全民公投，宣布独立，南联盟坚决反对科索沃独立。

1999年3月，关于和平解决科索沃问题的谈判破裂。随后，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对南联盟持续空袭78天。

1999年6月，南联盟接受和平协议，联合国和北约接管科索沃。

2003年3月，在争取联合国授权失败后，美国组建了包括45个国家的“志愿者联盟”，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摘编自《世界现代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材料二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随后历次党代会报告都延续了对国际形势的这种判断。二十大报告没有再提这一说法，而是提出“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面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摘编自张清敏《二十大以后的中国外交：理解与思考》

材料 全球南方是指经历了非殖民化、冷战和冷战后全球化，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赢得独立自主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并在百年变局中浮现出来的全球性新兴经济与政治力量。

全球南方国家共有殖民化与非殖民化时代的历史记忆，它们“遭遇”过西方现代性的冲击，曾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又在非殖民化进程中持续“觉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联合国为基石的战后国际秩序彻底否定了殖民扩张的合法性，全球南方的前身“第三世界”在非殖民化进程中，追求独立并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组织起来。

全球南方的浮现过程中，这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上追求战略自主，其立场不受意识形态所左右。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拒绝参与西方大国主导的对俄制裁与孤立。诞生于“万隆时代”的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组织仍然存续，一些新的磋商机制也在不断产生与拓展。这些国家试图充当整合南北政策的桥梁角色，越来越强调自己的文明国家身份。可以说全球南方的浮现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的，处于不断演进之中。

——摘编自李东琪《全球南方的源流辨析》

材料一   拉美一体化思想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时期，拉美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提出“组成一个联邦”的思想。他主张“把整个新世界组成一个国家，用统一的渠道使各个部分同整体相连”，他认为拉美各国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事业、原则和利益”，这是拉美实行一体化的依据。在其努力下，1826年6月22日至7月25日，美洲联盟第一次大会在巴拿马举行。他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以团结、联合、统一和整体论为主要内容的一体化思想的伟人，是拉美一体化理论的奠基者和积极推动者。

——摘编自洪国起《玻利瓦尔主义与拉美一体化》

材料二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拉美一体化的发展虽历经波折，但经过40多年的发展，几乎所有拉美次地区都达成了一体化协议，几乎每个国家都以某种形式加入了一个或多个区域性组织。60年代成立的中美洲共同市场、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和安第斯共同体等一体化组织，70年代成立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拉美经济体系，80年代成立了中美洲共同市场和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90年代成立了南方共同市场，而2004年成立的南美国家共同体使拉美一体化进入一个新阶段。

——摘编自张建《地区主义与拉美一体化——以南方共同市场为例》

材料一   海洋经济对大国发展有着内在的持久推动作用。英国就是一个正面典型。英国通过海洋向外扩张，不断谋求海外殖民地的经济资源，源源不断地为其自身发展注入财富，最终铸成“日不落帝国”。其实，在海洋发展初期，英国与西班牙、荷兰等海洋强国相比处于不利地位，为此制定一系列航海条例，并为贯彻法案不惜与荷兰开战。而当自身海洋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英国又将航海自由原则运用到极致，力图为英国海上霸主提供制度保证。

——摘编自冯梁《西方海洋强国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材料二   1979年，美国“航行自由计划”（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简称FON）出台，旨在通过对全球范围内被美国认为存在“过度海洋主张”的海域开展航行自由行动来保护美国的“航行自由权利”。2009年之前，美国赴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的频次相对较低，且没有针对性地指向某一特定国家。2009年，美“FON”计划作出针对性调整，南海开始成为航行自由行动实施的重点。 “FON”计划的调整是为了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利用南海争端和航行自由问题打压中国的海洋主张，阻碍中国的发展进程。为此，美国逐渐增强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并不断以“航行自由”名义派遣舰机赴南海执行侦察、巡航任务。

——摘编自刘松岳《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端研究——基于海权观的视角”

材料三   中国在海洋领域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全球倡议是为了塑造良好、稳定的国际环境，而非谋求地区霸权、逼迫周边各国“选边站”。中国建设的是海洋经济发达、管控有力、合作广泛，拥有强大涉海综合实力的海洋强国，并将坚持奉行和平发展道路，摒弃“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坚定维护合法海洋权益，不争夺海洋霸权，不断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进展。

——摘编自王宇轩《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代表耆英在与英交涉时，曾在奏折中提出：“务求上持国体，下顺夷情，通盘筹算，以为永绝祸根之计”的外交建议。而在1843年初，两广总督耆英和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里布，先后上折提出“与其守旧章致我棘手，莫若因势利导，一视同仁”。他们的意见和应对之方，触动了道光帝求和自保的心态，于是宣布“自应于俯顺夷情之中，示以限制”。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国内外矛盾及压力的双重打击下，逐渐与西方靠拢，洋务派的兴起并取得外交实权，最终促成合作政策并肯定了条约体系。深层次则体现了清政府天朝中心观的动摇及近代世界观的产生。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授权李鸿章与列强商谈议和，提出“量我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求和的原则，表明大清帝国从此在事实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

——摘编自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的转型》

材料二   冷战终结后，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中盛行着如下一种心态：冷战结束了，美国胜利了，现在是美国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时候了，主张美国应该保持其行动自由和战略独立性，远离外部冲突和战争的新孤立主义。然而，共存于世界环境中，当一些地区发生战争把美国及其盟国连接起来时，美国的一部分人则主张尽可能地采取国际多边行动，尤其是联合国在协调威慑和打击侵略方面应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另一些派别认为，美国要聚集起足够的力量和意志来保持国内和国际和平，保持美国作为单极世界中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海外平衡正是一种适应正在出现的多极化世界的战略。还有一些支持者对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感到乐观，认为美国今天是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它“享有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具有霸权影响力和权威，因此要研究如何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

——摘编自任晓《冷战后美国重塑外交战略》

材料一   英国自1815年以后一直采取不结盟政策，即所谓的“光荣孤立”政策。这不意味着不与其他国家合作，“光荣孤立”只意味着英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与其他国家缔结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不让自己被别国的利益拖入战争，从而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独善其身的地位。19世纪末，欧洲大国纷纷结盟，英国认为这些结盟有助于维持欧洲的均势。

——摘编自刘成《19世纪英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辨析》

材料二   二战期间，戴高乐与丘吉尔讨论欧洲前景时，丘吉尔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他对戴高乐说：“在大海和你之间，我将始终选择大海。”这深深印在了戴高乐的脑海之中，他认为英国是一匹“潜伏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它始终向往辽阔海域，而不是欧洲大陆”。

——摘编自（法）让·拉古都尔《戴高乐全传》

材料三

材料   美国学者福山于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该书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点。一、20世纪末，从苏联、东欧到拉美和亚洲，“强权政府”大面积塌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和意识形态胜利，而且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这种状态。二、西方应该“帮助”其他国家建立西方式的“民选政府”。三、科技及其引起的工业化是历史的重要动力，并将导致所有国家和地区“奔驰在同一条道路上”。该书引起广泛讨论。美国《华盛顿邮报》赞其“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对目前全世界的变化的深刻研究”；中国译者表示其立场及观点是错误的，仅就当时主要的一些现象就妄下断言的研究方法是“偏颇”的，拉美大部分学者也持此议。

——摘编自（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等

材料   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在中东地区还没有明确的战略利益可言。两次石油危机使日本在中东的石油供应安全利益凸显出来。为了维护石油供应安全的核心利益，日本改变了“随美亲以”的中东政策，转向支持阿拉伯国家。冷战结束后，日本为了保障石油供应安全，与沙特和阿联酋在日本建立联合石油储备基地。日本一直对巴勒斯坦提供大量援助，双方高层互访不断。日本对中东的援助一直保持在占日本官方开发援助10%左右的较高水平，其数额一直在增加。日本自卫队开始频繁出现在中东地区。在八国集团框架内，日本在2008年7月举行的峰会上签署了关于包括切断恐怖主义资金来源、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加强反恐等措施在内的《八国集团首脑反恐对策声明》。在联合国框架内，日本也参与了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斗争。

——摘编自陈沫《日本与中东关系的历史建构与现实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