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晋江的乡镇企业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乡镇企业再次兴起，晋江农民纷纷利用“闲资金、闲房、闲散劳动力”等有利条件创办乡镇企业，以联户集资企业为主要形式。面对社会上掀起“姓资姓社”讨论的风波，时任省委书记项南肯定并支持乡镇企业。1984年9月，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晋江制定了《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大力扶持乡镇企业。据统计：从1981-1985年，全县乡俱企业单位总数增长1.87倍，企业人数增长43%，总收入增长3.27倍，参加联户集资的群众达3.46万户，占全县总户数的16%以上。

1985年的“晋江假药案”，将晋江的乡镇企业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晋江全面整顿企业，狠抓产品质量，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诚信经营，建立了福建省第一家质量检验所。当年晋江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此后晋江继续创造奇迹，乡镇企业保持兴旺的发展。

——摘编自张东奇《试述项南对晋江改革开放的贡献》

材料一   自北宋以来，农村就已经面临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商业发展等较为现实的问题。而至南宋之时，这种社会矛盾有愈演愈烈之势。人口的增加导致农村耕地不足；土地兼并使得农村财富集中；商业的快速发展，亦会促使物价的变动。这些问题都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且使农村的贫富差距加大，阶层之间的矛盾重重。虽然如此，南宋的农村社会中并非只是充满矛盾的，其中亦有温存的面向。为了缓解这种冲突，农村中的富家在经济上担有较大的责任，而对于较为贫穷的农户，政府对于其给予较多的经济保障。举例而言，租佃制度中，佃户掌握人格上的自主，并且可以通过财富的积累改变自己佃户的身份。政府与富家亦有兴建水利建设之举，以促成农业经营生产。为了改善这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状，其亦通过临时性的救济、长时期的义庄等缓解这种矛盾。

——摘编自学者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依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80年春天，“包产到户”的烈火冲决岩石的压迫上升到地面，由暗到明，由少到多，引起全国性的大争论。当时，多数省委不表态，有两个省的书记拍板：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开始搞“包产到户”的干部没有想升官的，都准备被撤职。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说：“孩子已生出来了，他妈妈挺高兴，你不报户口，行吗”？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2期载文批判“包产到户”，文章的标题是《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包产到户”不是责任制》。1980年5月31日，针对农村改革中出现的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的这一讲话，无疑给亿万农民吃了颗“定心丸”。这对于打破一些人的思想僵化，促进方兴未艾的农村改革，产生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萧冬连《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