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市镇，作为周围乡民商贸的集散地以及地主乡绅居住的集中地。其中少数大镇的繁华必依赖丝、棉等跨地区的贸易发达而成气候，追究其原因，而该镇在商贸的技术、人才与管理方面具备的优势更为重要。例如经丝技术为南浔人所独创，对生丝、绸缎的鉴识，南浔、盛泽的牙人、牙商较之他地更为精明，以及若干公馆、会所以及商业组织的有力参与，等等。总之，事在人为，都是市场“物竞天择”的结果。明清市镇的形成往往是在离县城较远、数县交集的“两不管”地带率先出现；离县城较远，路途为河湖港汊分割，村落细碎成网，小市镇数量反而多起来。有些大市镇的发展，其经济实力远胜于县城， “一个湖州城，不及半个南浔镇”的民谚，妇孺皆知。

——摘编自《王家范谈明清江南的“市镇化”》

材料二   1983年，邓小平到苏州和无锡等地视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小康社会的现实样板。此后，政策进一步趋向积极。1984年，乡镇企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势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到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四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独特的经营机制和产权结构使乡镇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优势，某些产品，国营企业生产亏损，乡镇企业生产却能盈利，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1987年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说：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摘编自《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

材料一   中国传统农业在原始社会时期便已产生，并延续至今。它诞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与自然的选择，即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农产品商品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农业经营往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集中式的大规模农业生产较为少见。传统农业知识与技术的延续往往依靠的是代际传承，这造成传统农业知识体系更新缓慢，相关知识与技术强调归纳与总结。

——摘编自韩贤克《中国传统农业与农业文明的发展探索》

材料二   1946年5月，随着国民党破坏和平的企图日益明显，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这一指示改变了抗战以来我党推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强调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五四指示”的局限性、不彻底性的缺陷显露出来，主要原因是没有无条件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提出的方式均为“有偿”，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解放区进行也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的土地分配不合理。针对这一情况，1947年夏，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

——摘编自周锦涛《刘少奇与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问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和完善土地政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初期的“农民个体所有，家庭自主经营”到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两权分离”到新时代的“三权分置”。这些变革适应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确保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摘编自刘雅静《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演进及基本经验》

材料一   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儒家经典）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他经常在清微堂、苑堂给群臣讲经，或亲临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即使在巡察、征伐途中，也同大臣在车上谈经论典，不肯停辍。489年，孝文帝立孔庙于京师；492年，改称孔子为文圣尼父；495年，孝文帝亲祠孔子庙。孝文帝敬重大臣刘芳的儒学功底，主动与之联姻；一代大儒高允博通经史，多年参与孝文帝的军机大事，晚年还为孝文帝议定律令，因此常受孝文帝的赏赐与恩惠。

——摘编自李世龙、刘惟《北魏孝文帝治国思想述论》

材料二

史料	①	②
	亮欲都燕，先遣画工写京师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画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 ——《日下旧闻考》
说明	《日下旧闻考》是乾隆年间编纂的有关北京史的书籍。材料大意是：金朝海陵王完颜亮想迁都燕京（今北京），先派遣画工详细绘制北宋都城东京的图样，要求左相张浩等人按照图样修建都城。	1990年，在北京丰台区右安门外发现的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考古研究证实其结构特点与北宋李诫所著《营造法式》的规定要求基本一致。《营造法式》是一部北宋官方颁布的有关建筑营造规范的书籍。

材料三   1938年7月，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举行大规模的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七七”献金。武汉各界民众对献金的反应十分热烈。短短5天内，参加献金的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来献金的人中，有工厂的工人，有郊区的农民，有船员，还有人力车夫、店员、小贩，甚至还有乞丐”。“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绝食一日，把节约下来的钱捐献。这些感人的事例真是成千上万！劳苦大众捐献的这一点一滴的血汗钱，这不是钱，是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四

——摘编自吴颖《40年改革开放之路，40个意义非凡的“第一”》

材料一   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地实行没收。被没收来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雇农、苦力、劳动贫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材料二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西北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在讨论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分歧，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首先发言，有一些中间人士政府委员赞同他的意见，但与会多数政府委员不同意其意见，纷纷发言，坚持尽力维护佃租农民和借债人的权益。经过民主协商，文件吸收了李鼎铭等人的意见，并顺利颁布实施。

——摘编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等

材料三   新中国建立以后，为解决“解放农村生产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的问题，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从根本上解决了导致近代中国农村衰落的封建土地制度问题，此后则通过农业合作化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在取消农业税、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等一系列政策方针的加持下，农村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钱宁《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

材料一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后，中国共产党集中开展了以破除封建思想、改造陈规陋习为主要内容的乡风文明建设探索活动。主要措施有：倡导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开展禁烟禁赌活动；破除封建迷信，改造农村巫神；开展不缠足运动；移易传统婚丧习俗。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效果，据安定县的调查显示，1935年冬，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半年后，该地烟民比例降至20%，不到两年，该地烟民基本绝禁。

材料二   8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贫困问题的有效缓解以及农村思想环境的根本好转，使党的乡风文明建设得以顺利开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乡风文明”一词，使乡风文明建设发展更加深入。这一阶段，党切实开展了许多相关实践活动。一是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二是开展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三是开展文明村镇与和谐村镇创建活动。四是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动。五是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六是开展创建文明集市活动。2010年，国家工商总局、中央文明办等相关部门发文指出，要通过创建农村文明集市活动引领农村健康和谐的社会风尚，向集市的商户宣传科学技术、食品安全等与经商致富相关的内容，引导农村除旧布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刘欢等《中国共产党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百年历程、经验与展望》

材料一   到战国中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经败坏，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实。当时的知识界对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视之为“礼崩乐坏”的根源，强调要恢复井田制。商鞅则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自然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变法的“农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显然，在先秦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商鞅的一切变法都以此为根本，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废井田，开阡陌”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变革。

——摘编自崔光宇《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

材料二   中共通过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与理想，是一场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变奏。这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将约七亿亩土地均分给三亿多名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将农村生产力从封建土地制度和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二、土改在剥夺地主阶级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使其失去了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地位，由此国家政权在基层建立起新式基层组织。

——摘编自李康、邓宏图《土地改革、国家能力建设与工业化资本积累》

材料三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之前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背景下逐渐脱离当时的客观条件，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生产积极性，使得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地破坏。党中央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纠正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调的弊端，从而大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好发挥劳动和土地的潜力。与此同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解体，党政分开的乡镇政府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来。

——摘自章宏楼、高雪萍、张予涵《我国土地改革历程与现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