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英国所得税才成了“经常税”。起初的征税原则是对所有收入统一征税，不作区分征收。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人口中最富有的1%拥有55%的国民财富，他们的年收入至少是1000英镑，而英国人口中最贫穷的33%却只占有国民财富的1%。有鉴于此，英国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张采用累进税，以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和实现社会公平。1909年，财政大臣乔治在其“人民预算”中首次使用累进所得税，这意味着个人所得收入越多，所纳税率越高。

——摘编自滕淑娜、顾銮斋《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建设性税制”改革》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所得税传入中国。1911年，清廷拟订《所得税章程草案》,未及推行。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所得税条例》,遭到商人的强烈反对。1929年，财政部聘请专家讨论税制，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与西方相距甚远，尚无开征所得税的基本条件。抗战全面爆发后，所得税作为战时财政的补充，全面开征已成定案，但因战乱遇到各种难题。近代中国所得税的实践，基本上是战时财政的实践，最终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和政权的瓦解而画上了句号。

——摘编自魏文享《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等

材料三   1980年，个人所得税开征，免征额800元。

2006年，免征额提高到1600元，增加全员全额扣缴中报的规定。

2008年，工资、薪金所得税免征标准提高到2000元。

2011年，工资、薪金所得税免征标准提高到3500元。

2018年，薪金所得税免征标准提高到5000元，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

——摘编自高凤勤《中国税制》

材料一   在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初，英国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王室的领地收入等封建收入维持，虽然国王和议会围绕征税权在进行斗争，但税收并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英国革命中和革命后，消费税和土地税制度建立起来，关税也进一步增加，最终形成以土地税、消费税和关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税收格局，国家财政收入也以这三种税收为基础。 据统计，1689—1714年间，英国财政总收入为1.196亿镑，其中议会批准的直接税收入占39.98%，议会批准的间接税收入占56.9%，而王室财产收入仅占1.09%。英国财政革命完成了由“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的转型。

——摘编自梁发芾《财政革命开启近代英国强盛的先机》

材料二   1950年3月，政务院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经济工作的决定》。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公粮和城市税收。《决定》规定，公粮除地方附加粮（一般为正粮的）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税收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收入统归中央财政部调度。从第二季度始，中央已不再需要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物价从3月份基本稳住，4、5月连续下跌，中国连续12年通货膨胀的历史至此结束。从1980年起，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确定地方财政的包干基数，若结余则上缴中央。1988年以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办法的决定》。从1992年开始，已有辽宁、浙江、重庆、武汉等九个省市正式进行分税制改革试点。对财政收入支出重新修定，按照以税种划分原则，扩大了地方财力，中央则从共享收入的增量中分得一些 财力。

——摘编自孙文学、齐海鹏等编著《中国财政史》

材料：1950-1951年，新中国政府在旧中国工商税种的基础上建起以14种工商税收为主的税收制度。1959年，在国营企业试点税收与利润合并缴纳。到1973年为止，国营企业事实上只征收工商税。此时期，构建出的是一个新的财政类型，可称为“现代家财型财政”（下图）。

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即将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1987年开始，政府与企业间广泛实行承包制，以企业相对固定的财政上缴（利、税），由此带来现代家财型财政的现实终结，国营企业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学会像一个企业家那样去利用市场机会，其他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也获得了成长的缝隙和空间。在1994年集中进行的税制改革和2004年后逐渐开展的税制改革基础上，来源于大众财产或收入的规范性税收，真正成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经历如此种种变革后，税收型财政成型，中国成为税收国家。

——摘编自江国华、韩玉亭《中国财政史十六讲》

材料   在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商业广告曾被等同于欺骗、浪费、奢靡的“资本主义事物”。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宁江机床厂的广告，这是《人民日报》首次刊登推销产品的广告。反对意见则认为宁江机床厂的做法“是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则相违背的”。当年8月5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形式指出：“现行的沿用了多年的机电产品分配办法有很大的缺陷……产销见面的试验，就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改革。”1985年前后，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国际饭店”顶楼，竖起了“东芝”的巨幅霓虹灯广告。此事被部分愤怒的市民形容为“鬼子进村”。为此，代表官方意见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刊文指出：“既然我们允许和欢迎外商贸易来往和做广告，既然国际饭店顶端是可以做广告的地段，那又为什么非不给人家做呢?”

——摘编自2006年黄升民、丁俊杰、刘英华主编的《中国广告图史》

材料   1979年，财政部颁布的《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中，最早出现了作为事业单位的媒体如何实行“企业化管理”的表述，明确了在媒体完成年度计划指标的情况下，可提取和使用企业基金，用于添置职工集体福利设施、发放职工福利基金和奖金等，这是企业基金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媒体的分配方案中。其后实行的利润留成制，按照核定的比例留用利润，将企业基金的概念进一步融入利润分配之中，彻底改变了媒体完全依赖国家财政的状况。由财政部门主导的“放权让利”，开启了媒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剩余利润归属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媒体拥有了部分收益的所有权，而收益如何进行再分配则关联着媒体的经营主动权。企业基金制、利润留成制虽然本质上仍然是国家下放给媒体的部分财力支配权，且未明确媒体的独立经营地位，但这一改革预示着国家与媒体收益分配关系变革的开始，也为后来的“利改税”改革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陈苏、丁和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业财政税收制度的三次跃迁》

材料一   春秋时期，管仲相齐，致力于富国强兵。齐国鱼盐铜铁资源丰富，管仲因地制宜，向齐桓公提出了“官山海”之策，即由国家对盐、铁等重要资源实施垄断经营。具体而言，政府将盐铁的生产权放给私人，但他们生产的盐铁，全部由政府收购，再由政府向外销售，政府控制流通环节并制定销售价格。管仲通过“寓税于价”“民不知而谋其利”的隐秘策略，让民众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见不到其夺取的行为。正是这种“官山海”的政策，为齐国迅速带来了财富，使其成为春秋时期最富庶的国家，并开启了中国盐铁官营制度的历史先河，管仲也因此被后世尊称为“盐宗”。

——摘编自张雯、彭新武《盐铁官营——流变与反思》

材料二   为了保障碘盐的质量和供应，加强食盐的生产和流通管理，1994年2月20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依法加强盐业管理问题的批复》，决定对食盐实行专营。国务院还先后颁布了《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和《食盐专营办法》等食盐专营的基本法律法规文件。食盐专营是国家为完成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病赋予国有盐业企业的政治任务，同时经营者要严格执行国家定价，无论盈亏都必须保证老、少、边、穷地区食盐供应。从1996到2012年，中国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从39.9%上升到95.3%，8—10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从1995年的20.4%下降到1999年的8.8%，我国基本实现了2000年消除碘缺乏病的阶段目标和全民普及碘盐供应目标。

——摘编自程龙刚《新中国食盐加碘和食盐专营回眸》

材料一   1801—1871年，英国的农业、林业、渔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由34%下降到15%，制造业、矿业、建筑业由28%增加到42%并上升为主导产业。1700—1709年，英国铁和钢的进出口分别是16千吨和1.6千吨，1850—1859年，上述数据分别为44千吨和1225千吨。1765年，英国的纺织总量是价值50万磅的棉花，全部是手纺，1784年，这一总量跃升到1，200万磅，全部是机纺，到1830年，棉布料占到了英国出口贸易量的一半以上，而这竟是出自一个看不到棉花种植地的国家。

——摘编自南岭《三次产业革命的创新逻辑》

材料二   2018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为7.2%、40.7%、52.2%，第一、二、三产业的对比关系大体是1：4：5，表明中国产业结构已经转变为三二一，经济发展已经转变为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的增长。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工业化已经步入后期阶段，而且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2019年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继续延续了三二一的增长态势。

——摘编自汪海波《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史略（下篇）》

材料三   1978年以后，经济指导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农轻重同步发展为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激发了产业经济均衡发展的活力。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经济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全能型”转向“效能型”；科技管理.方式从“研发管理”转向“创新服务”，充分发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

——摘编自《新中国产业结构演变述论（1949一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