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高宗即位之初，将亡国罪责由蔡京上潮至王安石，但是宋高宗与靖康时期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士大夫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士大夫们反对王安石“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式，同已者取，异已者黜”。而高宗以为，王安石变法轻启边衅，导致蔡京、童贯连年攻打西夏、吐蕃，而后又与女真人订立海上之盟谋取燕云，彻底变乱了祖宗确立的和戎之法，最终导致靖康之难。

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子以激烈的批判，他们指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一是王安石新学“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二是把王安石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思想理论根源。宋理宗在淳祜元年（1241年）下诏，撤销王安石的官学地位，代之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庙，从而将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从儒家正统系列中排斥出来。

——摘编自李华瑞《为王安石及其变法正名》

材料一   从唐末到北宋初五十多年时间里，教育逐渐衰退。学校教育流于形式，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宋初荫补之制度充斥朝野。只要一族有显赫之人，即可显耀整个家族。从文献记载看，仁宗以前，州县兴学寥寥无几，到庆历时不仅诏令全国州县兴学，且规定各州“选部属官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充任。北宋基本上形成了以国子监为主导、以中央太学为主体、诸多专科学校及地方学校配套的全国多层次官学系统。庆历改革主要是变原来先诗赋后策论为先策论后诗赋。熙丰改革时规定，诗赋及明经诸科罢而不用，专以经义策论试士。在太学内采用三舍法的升级制度，打破了科举对选士的垄断。著名的《春秋》大师孙复就是范仲淹一手栽培，同时又作为兴学时的名师被朝廷召到太学讲学；大思想家张载、石介也是在兴学之下成长起来的。熙宁八年颁发王安石撰的《三经新义》作为取士之准绳。三次兴学为解决宋初养士取士制度弊端进行了不少合理的改革，但结果并无多大逊色。

——摘编自金仁经《北宋三次兴学运动的主要特点》

材料二   1912年1月5日，学贯中西、刚从德国留学归国不久的蔡元培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后，对教育的性质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培养少数官吏的教育改为以广大人民为施教对象的国民教育。为实施国民教育，废止了中小学读经讲经课，同时加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国文、算数、历史、地理、理化等科目。蔡元培提出“国民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主张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代替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封建教育宗旨，同时强调五育不可偏废。民国成立后颁布的癸丑学制明确宣布教育为男女共享的权利与义务，女学不别立系统，与男子同。但因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蔡元培的教育主张很多仅停留在形式上。

——摘编自张延华《蔡元培与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材料   “禄胥吏”是“熙宁新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仓法关联配套，在加俸养廉的同时，对贪渎的行为进行打击控制。在神宗朝之前，胥吏中多数毫无俸禄可言。王安石指出，在旧的财政体系中，大量管理成本和注意力被用于“生事以取赂养吏人”，这样不但增加了百姓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产生大量无益全局，却方便胥吏从中牟利的事务，使信息壅蔽、事项丛脞，反而妨碍机务。另一方面，又会出现“近则太详，远则太略”的弊端，因为远事无利可图，而近事却方便套取贿赂。决定对仓库管理及诸司吏员公人增加薪俸，而约之以严刑峻法：“乞取有少多，致罪当有轻重。今一钱以上，论以一法，恐未善。又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宜岁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在京应千仓界人如因仓事取受粮纲及请人钱物，并诸司公人取受应千仓界并粮纲钱物总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过致并与者，减首罪二等。若许赃未受，其取与过致人，各减本罪一等。已上人，仍亦许陈首免罪、给赏。”

——摘编自雷博俞菁慧《北宋熙丰时期养育与约束并重的吏治体系改革》

材料   北宋中期，为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侯，加大“养兵”。神宗即位之后，“忿流弊之积委，闭财力之伤耗，览政之初，为强兵富国之计”，决定改革。当时各州、府，除了征收正常田赋外，还有以“贡品”名义征收的各种物资，都由各民户分担。不论年成丰歉，也不问京城各种物资的供需情况，各仓库的库存情况，都不能轻易更换或减少，要按规定运送到京城进贡。当年成差时，百姓只得高价购买以上供。当库存多时，府库多余物资只得出售，而大商人又乘机操纵市场，官府和上贡的民户都深受其害。为解决这一弊端，王安石推行“均输法”，根据当地每年应当上供的数目、首都每年的用度及库存物资的数量之间的综合关系，本着“徙责就贱、用近易远”（就贱、就近）的原则进行购买，以“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实施后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摘编自陈振《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