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初贡举，多承唐五代旧制，取士科目主要有进士、诸科。进士主要试诗赋，兼试论、策，诸科则主要试帖经、墨义。从北宋建国到王安石变法之前，虽在考试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改革，而对于贡举科目、考试内容却因循守旧。熙宁二年，王安石擢为参知政事，进行贡举改革，主张经术不能脱离社会实际，通经为了致用，于是罢明经、诸科，以进士一科取士，断然罢诗赋，专以论策试进士。熙宁六年设明法科，规定进士及第后，必须经过律令大义和断案的考试，才能注官。熙宁八年，由王安石主持编订的“三经新义”作为全国学校的教材和科举考试的范本颁行全国，实行“一道德”。

——据张希清《论王安石的贡举改革》

材料   庆历三年，仁宗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革新，剑锋所及直指北宋整个官僚集团，革新终极目标是“法制有立，纲纪再振”。范仲淹要求谏官提高自身的素质，要有坚守监察职责的道德，不惧权势，敢于牺牲；同时，希望朝廷能对谏官恩威并施，既要激励谏官与贪腐作斗争，又要防止谏官与不法臣僚勾结。此外，加强对官员的全面监察和考绩，对官员的监察上，多途并举，注重发挥台谏监察功能，对“诸道知州、同判，毫者、懦者、贪者、虐者、轻而无法者、堕而无政者，几皆可奏降”。鼓励官民上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加强对官员的监察。对官员的考绩作为官员监察的一个重要手段，范仲淹建议京朝官需要延长京官的勘磨年限，从而压缩京城中冗官的数量，提升了官员德、才素质，为北宋的政治舞台吹进了一丝奋进的微风。

——摘编自杨永亮《范仲淹政治变革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