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09年后，全国各地发生了毁学事件，宜春毁学因斗争激烈，波及范围广，在社会上形成了轰动的影响力，并见诸《申报》《大公报》《时报》等报纸杂志。

在江西“宜春县北乡月前因收抽学捐致起乡民仇抗，会匪乘机从中煽惑，召集党类数千人围城驻扎，必欲入城肆杀”。《时报》指出：“宜春县学绅籍学苛捐，激成民变。”《申报》称“或谓该处绅董，因办学勒捐，处置不当，致激乡民之怒。”同时袁州学界纷纷认为徐贞等妒忌该地乡绅办学，“乘前革县吴征收统计，捏称学捐纠众围城胁”，难辞其咎。……在宜春，清末科举停废较为仓促，同时学堂准备不足，……“师资复缺，堂内课程强半是书院旧制。”巡防营勇与小学堂发生冲突，营勇含愤误杀、伤中学学生。

“学务自光绪二十九年开办至今，不下二十余所，虽尚未普及，而城乡市镇亦可谓渐次发达”。而经过毁学民变事件之后，宜春本地“毁全邑学校二十余所”。一直热心教育的地方乡绅心灰意冷，遍布乡村的士人开始从乡村流向城市。……民变平息后，政府以为宜春当地官员“惟平日于劣绅苛捐毫无防范，亦难辞咎”，以温和手段对待民众，这是以往政府所不具有的态度。与之相反的是，在面对政府的和善之举时，乡民仍是疑惧不已，“追夺之事，该乡本来附和，人众一闻拿犯……各有村抗拒之谣，营县退为难”。

——摘编自罗添尹《清末新政下科举废除的回应》

材料   清末的史书市场

1902年，书商在金陵乡试场前统计：“所销之书，以历史为最多，”《史论类纂》广告谓：“自维新后，试场、学堂莫不以历史试士，统观两场题目，均须切实史事。”书籍市场上，史论类书籍和西史书籍被士子广泛购阅，读史风气渐开，“通知今古，兼习外事”成为风尚。1902年，梁启超在其发表的《新史学》中言；“《二十四史》也，《九通》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此一观点颇受趋新人士和举子的赞同。史书发行泛滥于市，泥沙俱下，《瀛寰志略》等史地书籍和《明治维新史》等外国政治史也分外畅销。底层读书人心目中的“史论”“史学”与“历史知识”等概念几乎画上等号，并无明显分别，“简”“速”“全”成为购买史书的标准，原本令人望而生畏的厚重史籍经由市场筛选简化，成了“可读之书”。时人多评举业史书难脱词章窠臼，不足为史著，只不过是将策论新瓶装旧酒，商业繁盛与质量低下形成鲜明的反差。

——摘编自王乐鑫《清末科举改制前后的史书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