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清末的史书市场

1902年，书商在金陵乡试场前统计：“所销之书，以历史为最多，”《史论类纂》广告谓：“自维新后，试场、学堂莫不以历史试士，统观两场题目，均须切实史事。”书籍市场上，史论类书籍和西史书籍被士子广泛购阅，读史风气渐开，“通知今古，兼习外事”成为风尚。1902年，梁启超在其发表的《新史学》中言；“《二十四史》也，《九通》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此一观点颇受趋新人士和举子的赞同。史书发行泛滥于市，泥沙俱下，《瀛寰志略》等史地书籍和《明治维新史》等外国政治史也分外畅销。底层读书人心目中的“史论”“史学”与“历史知识”等概念几乎画上等号，并无明显分别，“简”“速”“全”成为购买史书的标准，原本令人望而生畏的厚重史籍经由市场筛选简化，成了“可读之书”。时人多评举业史书难脱词章窠臼，不足为史著，只不过是将策论新瓶装旧酒，商业繁盛与质量低下形成鲜明的反差。

——摘编自王乐鑫《清末科举改制前后的史书市场》

材料   1901年，黄中慧明确提出：今“无业游民生计日绌，苟不早为之所，则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更何堪设想？……兹谨拟工艺局章程若千条，防患未形，寓养于教”。在1902-1909年间，山东、浙江等22个省都创办了省级工艺局。农工商部之工艺局开业之时，就把游民中的少壮者作为主要的招收对象，到1907年时招收艺徒的规模已达500人，且“分隶各科，责成工师，认真指授，就所学之难易，分别二年一年毕业”。

1903年，袁世凯创办了北洋工艺局，作为“北洋官营实业之总机关”。该局“先后毕业生共计二千余人。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场毕业工徒”。一些士绅纷纷开设工场，吸纳了北洋工艺局毕业的工徒，仅高阳一地的棉布生产在1909年就达95万匹，1910年上升到148万匹。四川工艺局成立后，到1910年已有近百家工艺局所和工场，生产有革制产品、肥皂、……其中不少“改良土产十分行销”。在晚清开办的工艺局所中，虽然有相当数量的传授科目是现代工艺技术，但是，传统工艺的手工业技术培训仍是各地工艺局所中的大宗科目，如木工、竹工等，而且还有不少属于特种手工艺的科目等。

——摘编自张九洲《论晚清官办工艺局所的兴起和历史作用》

材料   清末民初盛行“军国民教育”思潮，学校体育被西方体操霸占，“体操科一律为主课”并由学部施行，而武术则“各地方自行举办”“高等小学以上兼习之”。彼时国人出于民族自尊心，用武术来证明中国自古就有“体操”。武术进入学校是武术步入教育领域的大胆尝试，亦是出于文化自觉，争取与西洋体育并驾齐驱的话语权的创新形式。但一味追求动作的规范、标准，丢失了传统武术的核心特征。由霍元甲主持的精武体育会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则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超越强健身体的范畴，从宏观上聚焦于种族与国家延续。新文化运动时期，“土洋体育之争”推动武术走向科学。国术的“传统”在“科学”的语境中显得格格不入。要想以武图强，武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彼时的武术规则深受西方体育影响，趋向竞技化，初成之规则在比赛中成为裁判依据，使比赛“有法可依”。武术对抗赛在“全运会”中可谓昙花一现，但民国时期的武术套路、对抗赛实践为当代武术竞赛进行了有益尝试，积累了经验。1936年，中国武术代表团成功参加了第11届柏林奥运会，在该届奥运会上的武术表演惊艳世界。

摘编自张银行、谢海柱《中国近代武术“转型”研究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