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指康有为）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1)评析材料一、二中论点所依据的不同类型史料的具体价值。(2)根据材料一、二、组织整理出清朝士大夫各阶层对甲午战争失败的反应。
| A．小说创作严重脱离社会现实 | B．小说作品中蕴藏着史学价值 |
| C．史学研究中存在伪科学弊端 | D．史学研究只能依赖文学史料 |
材料 朱峙三（1886—1967）湖北鄂城县人，以下内容节选自他的日记。
1901年10月4日：“朝廷近日已下诏改科举制度，不用八股诗赋取士，师命以后每夕读《古文观止》。”
“前日（1905年9月2日）报载有上谕，立即停止科举……今日科举已成历史上陈迹矣。许多醉心科举之人。有痛哭者矣。”
“欲求时务之学，自以住学堂为有出路。”
“（两湖总师范学堂）下午第一、二堂物理学……教习三泽力太郎，日本博士也……因余为初听物理学之人，甚快意，笔记特详。”
“予前往速成师范，无理化二科，今日初看试验，颇感兴趣。”“余喜音乐课，余时觅风琴练习之。”
“今日上课，堂中授三角。去冬几何已教完，小代数亦快教完，以后或可教大代数。予每以算学为苦。”
——摘编自胡香生辑录、严昌洪编《朱峙三日记（1893—1919）》
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上述材料对研究晚清教育变革有哪些史料价值。
材料一 直隶自庚子以来，民气凋伤，伏莽未消，亦非遵旨速行巡警不足以禁暴诘奸，周知民隐。……备军所以御外侮，警兵所以清内匪，中国自保甲流弊，防盗不足，扰民有余，不得不改弦更张，转而从事于巡警。……可以验治理之得失，而官府所资为耳目，藉以考察舆情者，亦惟巡警是赖。
——摘自袁世凯《创设保定警务局并添设学堂拟订章程呈览折》（1902年）
材料二 袁宫保近派巡警营兵丁在（天津）城乡内外昼夜梭巡，清理街道，盘诘奸尻，夜间按时换班，尤为慎重，宵小为之敛迹，百姓称颂，有夜不闭户之风。
——摘自《中外近事》（《大公报》1902年7月1日）
材料三 （直隶）天津巡警总局成立之后，袁世凯将辖区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治安区，每局下设若干巡警棚，每棚设岗三处。巡警总局在内部设置上相对简单，下设捐务处、探访局、警务学堂等机构。并在天津城附近二十里内，按照东西南北及四隅分设保甲局八处，距城区二十里外，则于扼要处驻扎军队，并酌派遣水陆巡警队维护秩序。
——摘自天津市政府秘书处编译室《天津市警务概况》（1948年10月）
(1)根据材料一概括袁世凯在直隶创设巡警制度的目的。
(2)说明材料三对于研究近代天津巡警制度的史料价值。
(3)指出运用上述材料研究近代天津巡警制度时应注意的问题。
| A．《康南海自编年谱》属于个人回忆录，史料价值不高 |
| B．“公车上书”是历史悬案，无法考证其存在的真实性 |
| C．《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属于史学考证，相比康有为个人回忆更为可信 |
| D．康有为和茅海建分别站在自身的立场来叙述历史，二者说法均是正确的 |
运用可信的史料去寻找历史真相是史学研究的不懈追求。关于1895年康有为是否真的有“公车上书”，史学界有不同意见。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指康有为）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清光绪二十一年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公车上书”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维新派在“上书”之后为挽救民族危亡所作的努力。
（2）根据材料二指出“康有为根本没有上书”这个结论的证据，并从“史料价值和史料可信度”两个方面分析材料一和材料二。
——转引自张海荣《清末三次教育统计图表与“学部三折”》
提取材料信息，说明其对研究清末社会有哪些重要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袁之为人机诈反复，深知皇上无权，且大变将兴，皇上将不能自保。故虽受皇上不次拔擢之大恩，终不肯为皇上之用。且与贼臣之逆谋，卖主以自保，而大变遂成于其手矣。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材料二 我对戊戌政变此一事件有惑，且对当时的研究各说也不敢贸然认同，由此重新阅读有关档案（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并以此检视先前各说，得出自己的结论。戊戌政变是一个过程，是由相关的诸多事件组成，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经历了紧张、对立、决裂，最后发展到慈禧太后企图废帝。开懋勤殿，设议政官，即光绪帝企图重用康有为及其党人，引起了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对立。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事起于御史杨崇伊的密折，而密折中最能打动慈禧太后之心的，是伊藤博文次日的觐见。戊戌政变虽未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告密的消息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
完成下列任务：
（1）据材料一，概括梁启超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因素。结合所学，指出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2）据材料二，概括作者对戊戌政变的主要观点。
（3）从史料实证的视角，简评上述材料的价值。
——转引自张海荣《清末三次教育统计图表与“学部三折”》
提取材料信息,说明其对研究清末社会有哪些重要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现当预备立宪之际，一时未能举宪政之全体而行之，惟有先将宪法规则迅速宣示，使天下咸知法律范围、自由权限，固有万不能稍为侵越者。尝考英、德、日本宪法大恉，首言君权，次言民权……约举大纲，不过百余条。拟请饬下宪政编查馆详细核查，应如何条列宪法规则，迅速请旨宣示，以别权限，而靖人心……宪法未布，民气嚣张，亟须预防，以杜后患
——摘编自《呈请宣示宪法规则奏折》（1908年1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
（1）依据材料一，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有哪些历史局限？
材料二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之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法院依法律审判民事诉讼及刑事诉讼；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之；国务员（指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节选）
（2）依据材料二，说一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如何体现资产阶级民主。
材料三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3）依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说一说《共同纲领》诞生的历史条件。
材料四 宪法起草小组从1954年1月开始工作，到3月形成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宪法草案初稿，共历时两个多月，相比临时约法起草多了一个多月。1954年6月14日宪法草案公布后，全国人民进行了为期近3个月的讨论。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全国人民参加讨论的人数共有1.5亿多人，在上海，全市627万人口中270万听到了有关宪法草案的报告，156万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提出了16.5万条意见和建议。1954年3月25日起全国政协组织了17个座谈小组进行了讨论，共讨论40多天，参加者500多人，开会260次。宪法学界编写了30多本小册子，全国各地成立了各种机构来引导宪法草案的讨论。这为人民更好地认识宪法打下了基础，树立了人们对最高规范的信心与内在认同，并以此为起点确立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基石。
（4）依据材料四，说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进步性，在起草过程上有哪些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