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代中国棉布商业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各进销环节已基本建立，形成了一个从通商口岸到内地城镇的销售网（见下图）。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
见一叶而知深秋，窥一斑而见全豹。从材料中提炼信息，概括一条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并说明你的理由。（要求：特征概括符合史实，理由说明充分。）
材料一 19世纪早期的中国人在打量欧美人时，套用了以往几千年中与亚洲各国往来的模式。中国人还搞混了西方各国的名称。如在阮元主持编写的广东地方志中记载，殖民菲律宾的西班牙是居住在斯里兰卡和马六甲之间的蛮夷，葡萄牙位于马六甲附近，英国即是荷兰或为后者的属国，法国人原为佛教徒，后改信基督教（当时中国人普遍认为基督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而法国即是葡萄牙云云。当魏源等杰出之士试图了解西方时，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西方著作的译本。时人对西方一无所知，当西方开始横行中国时，中国人才发现，多少年来对付外夷行之有效的那套办法突然失灵，丝毫不起作用。
——摘编自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二 冷战结束后，面对复杂的局势，中国大力推动伙伴关系的构建，与世界各国先后建立了各具特色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寻求共同利益，协商合作，结伴而不结盟，是在后冷战时期推动新型国家间关系的创新，也助推了冷战后世界走向非对抗的新格局。中国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要义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目的在于推动构建一种有别于历史上大国争霸、称霸的新关系。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所遵循的原则是协商共建，正如“一带一路”倡议，所遵循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所有参与方提供开放的大平台，旨在推动构建新型的发展合作关系与秩序；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旨在推动构建一种和谐共处、合作发展的新世界。面对大变局，人类需要以新的理念面向未来的国际新秩序。
——摘编自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早期的中国人应对千年变局的态度变化及其原因。(2)根据上述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千年变局与百年变局的差异性，简析中国在外交方面如何应对百年变局。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两次应对变局的启示。
材料一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战事稀少，社会环境较为安定。在此期间，南方逐渐成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政权偏安一方，南方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此时南方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上都得到了巨大发展，已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平，农业生产甚至超过北方。此外，自唐至宋元，状元的分布有明显向南推移的趋势。到了元代，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甚至开发前所未有、规模浩大的漕运和海运，也足见南方经济的重要性和其影响力。
——摘编自商字楠《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及其影响分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不断扩大，其主要进口品为鸦片和棉纺织产品，中国主要的出口品仍为茶叶等农副产品。我国出口商品主要为农产品、初级矿产品、手工制品，其科技含量很低，生产规模较小，仍处于自然经济的落后态势中。随着中国市场的逐渐开辟，19世纪70年代以后鸦片贸易的比重就逐渐减少了，而正常的商品交易则越来越扩大。
——摘编自张易《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说明经济重心南移对宋元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特点。
材料 在晚清道光、咸丰年间，即19世纪中期，出现了所谓“千古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向中国人提出了两个十分严峻而紧迫的历史新课题，这就是：抵抗外来侵略，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其中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 鸦片 战争前，清政府一直没有设置专管外事的机构，凡有“藩属”朝贡事务，或遇有外交往来和交涉事宜，均交由礼部和理藩院兼管。如有重大交涉事件发生，则由皇帝派钦差大臣负责办理。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开辟使外交事务日益频繁，清政府遂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设置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领，负责外交事务。咸丰九年(1859 年)，改由两江总督兼领，负责办理与各国通商事宜。五口通商大臣仍是钦差大臣的身份。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公使驻京，西方诸国相继在北京建立了使馆，并强烈要求各国政府和外交使节直接与内阁和军机处交往，而不再通过礼部及沿海督抚进行间接交往。咸丰十年，清政府宣布在北京正式建立专掌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外交发生了哪些变化，并简要评价这些变化。
材料 革命与建设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命题。革命的发生决不是革命领导者呼风唤雨的结果，须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迫急的现实条件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革命本身当然不应是革命者的追求目标，革命的动机也不能从革命本身获得真正的诠释。革命虽然是战胜堕落、邪恶、压迫和侵略的迫不得已的正义武力反抗，但它并不仅仅为了这个神圣的过程——为了革命而革命，而是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是为了开辟人类的新生活——“建设”，这正是孙中山和毛泽东所特别强调的。
——摘编自王先明《革命与建设：20世纪中国的时代命题与历史主线》
从材料中提出一个论题（任意一点或整体），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 阅读下列关于香港的材料
| 年份 | 主要事件 |
| 1841年1月 | 英国武装占领香港岛 |
| 1841年5月 | 英军攻打广州，逼迫皇侄奕山订立《广州和约》，提出协商割让香港岛，未果 |
| 1842年8月 | 中英《南京条约》，清政府同意把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 |
| 1860年3月 | 英国强迫广东地方政府签订租约，将“九龙司地方一区”“永租”英国 |
| 1860年10月 | 英国强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北京条约》，割占九龙丰岛南端的九龙司 |
| 1898年6月 | 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租“新界”，租期99年 |
| 1919年1月 | 顾维钧等中国代表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指出英国在香港“无继续存在之充分理由” |
| 1921年11月 | 华盛顿会议上，中双方就新界问题进行了一次交锋，但英国则以“防御需要”为由，坚不退还 |
| 1942年11月 | 国民政府提出了一份《中英新约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废除《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后国民政府作出了让步，“中国政府保留日后重新提请讨论此问题之权” |
| 1945年8月 | 在美英的压力下，国民政府重申：“中国不会派军队去香港接受日本投降，以免引起盟军误解。”英国重占香港 |
——摘编自人民网《香港问题的由来》
根据材料，提出一个关于香港问题形成的结论，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评析。（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 李鸿章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局势形容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888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指出：“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竞，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臣谓变法，则治可立待也”；吕思勉先生认为：“自西力东侵，中国人遭遇旷古未有的变局……且将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而加以颠覆。自五口通商，我国民感觉时局的严重，奋起而图改革，至此不过70年，而有如此的大成就，其成功，亦不可谓之不速了”。
——摘编自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吕思勉《中国通史》等
围绕材料中“未有的变局”，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材料一 清康熙时解除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设立四处海关，管理对外贸易。海关设置后即制定税则，不分进出口，往来贸易统一征税，包括正税和杂税，税率总计10%左右。乾隆时期对浙海关税率提高两倍，试图“寓禁于征”，但效果不显著，之后实行粤海关一口通商。
——摘编自韦庆远、叶显恩主编《清代全史》等
材料二 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规定，进出口货物按值百抽五交纳关税，根据这个税则，一些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较原来粤海关实征的税率大幅降低，出口税率一般也比过去降低。此后，列强利用协定关税权，一再压低中国进口税率，使其长期低于出口税率。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材料三 1950年，政务院确立改造海关的基本方针，海关税则“必需保护国家生产，必需保护国内生产品与外国商品竞争”。在海关税率方面，根据国家经济情况和国内需要予以调整，“使其较能适合于发展国内生产保护国内工业的要求”。同年，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了70余年来未有的出超。
——摘编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海关税率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50年中国海关税率调整的特征和意义。
材料一 斯密理论的直接、间接继承者都特别支持在世界贸易中实行自由主义的观点。但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欧洲的这种优势地位既没有消除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没能阻止另一种新型的保护主义的发展。这种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与19世纪初新兴的民族主义有关，重要的是，这种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人们意识到经济发展进程起因于工业革命和大不列颠工业的先进性。……最重要的是，自由主义思潮受到不同经济部门代表人物的广泛批评，且不问批评的对与错，他们都坚持认为自由主义损害了他们的特殊利益。……英国贸易的自由化直接或间接地激发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在1845——1847年期间到1857——1859年期间，每年增长6.1%。
——摘编自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
材料二 《南京条约》中规定，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公议定则例”，中国开始丧失关税自主权，税率必须中英双方“议定”，即所谓协定关税。《虎门条约》又确定了进出口货物一律按值百抽五的从价税率。由于税则之中列举了进出口货品各数十种的固定税额仍固定不变，自此形成这些货品以后价格虽然上涨，但税额仍固定不变，税率则越来越低。这些货品税的固定额，无论是进口或出口，都比过去低得多。因此马克思指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进口税是全世界最轻的。
——摘编自张寄谦《中国通史讲稿》（下）
（1）根据材料一分析19世纪欧洲贸易保护主义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及附件在中国获取的贸易特权，并指出关税主权的丧失给近代中国造成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19世纪贸易自由主义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