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我国古代不少吏书记载了海事活动。《晋书扶南传》记载，孙权于赤鸟午间派遣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夸柬埔寨、老挝南部、越南南部、泰国东南郝一带）。贾耽《海内华夷图》记述唐代著名航线“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直通波斯湾，全长14000千米，是举世无双的国际航线。扬州、明州、采州、广州等对外贸易大港亦应运而生。当时，广州港可以停泊上千艘大小海船，“番坊”聚集12万外国商人、水手和家属，于是在此设置市舶使专门管理，按规征收关税，接待保护外国商人等。一直到元朝为止，中国政府对海外贸易大都持着开放和鼓励的态度。
——摘编自刘兴诗《中国古代海事活动与海权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海洋事业发展的表现及其作用。
材料二：19世纪60年代后，清朝部分大臣认识到“今我国通商各口无论长江内河、苏杭二州，皆任洋商轮船往来，是船业之利几尽为彼族所夺矣”。1873年1月，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挽回江海已失航利。”鉴于轮招招商局的发展势头，为收回更多的航海权益，清政府解除了航运业的禁令，由此又带动了一批民营轮船商行的兴起。中法战争后，光绪帝发布上谕：“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由以大治水师为主。”1885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街九，统一海军指挥权。1889年，海军衙门要求沿海各省一律创设水师学堂。
——摘编自谢茜《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海洋战略的演进）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后期我国海洋事业发生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华帝国国力强盛，传教士不能“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拿宝剑”，凭借坚船利炮进行文化渗透，而必须采用适应中国国情的适应性策略。1582年利玛窦到肇庆后，极力结交广州提督、肇庆知府等明朝官僚及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赠献日晷、自鸣钟、地图等“方物”，并与徐光启等人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同文指算》《泰西水法》等西方科学译著。以扩大自己的影响，方便传教。耶稣会士明白想楔入中国社会，必须适应中国习俗，为此他们“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很多传教士在意识到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的重要性后，为自己取具有中国韵味的名字，并改穿儒服，以“西儒”形象优游于士大夫群中。在传教同时，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葡汉辞典》，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著《大中国志》，为西方人理解中国，尤其是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理论前提。
——摘编自《略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成因”》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武力侵略，《望厦条约》《北京条约》中关于允许外国来华传教的条款，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依据。一些传教士鼓吹对华发动武装侵略、干涉中国内政，激起国人对基督教的仇恨和排斥，各种教案频频发生。传教士采取了多种活动改善基督教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都有传教士的影子。传教士在中国大力创办文化事业，在19世纪后半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约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1840-1919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大约创办了5000所教会学校。西方传教士还积极参与中国的赈灾活动。李提摩太曾说：“（赈灾活动后）一些国人对传教士的称呼从“洋鬼子’转变为‘洋大人’，这体现了一部分国人已经在外国传教士所给予的‘恩惠’中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摘编自《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播原因初探》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与明末清初相比，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变化。评析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材料一 英国人这样描述清政府早期对条约的态度：“中国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因为条约在清政府看来，通商权利原本就符合施（夷狄）之以恩惠的羁縻之道。60年代后，英、美等国分头向清政府递交一项声明，对各省执行条约的状况表示不满，并向清政府提出警告。1864年，清政府刊印《万国公法》，对此李鸿章认为为民族挽回权益计，遵守与应用《万国公法》应成为时代之必需。1884年，总理衙门表示：“惟我中国办事，均系十分遵约，一本万国公法而行。”至20世纪初，驻俄公使明确提出效法日本，改革内政，以修改约章。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本质上说。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没有不同之处。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进行修约谈判。1910年，日本向与其有现行条约关系的11个国家发出修约通知。1911年，美国带头与日本签订新条约，随后有关国家也纷盼与日本签订条约，表述放弃关税协定权。经过40余年的努力，日本完成了修约的任务，彻底实现了关税和法权的自主和独立，与西方列强建立起了平等的国家关系。
——摘编自牛激淑萍《近代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述论》
（1）根据材料一，指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待近代条约态度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对这一变化做出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政府对待近代条约的态度。并简析日本能够完成修约任务的原因。
材料一
南征叙怀
万里驱兵过海门，此生今日报君恩。
回期直待烽烟静，不遣征衣有泪痕。
——高骈（唐朝）
材料二
十九世纪末，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严重民族危机。孙中山同当时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对清朝末年中国面临的严重局势有清醒的认识，“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孙中山认为，中国“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而形成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完全是清政府的腐败卖国造成的。“欲免瓜分,非先例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
——摘编自孙中山1904年《驳保皇报书》
材料三
毛泽东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历史的脚步，告诉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在抵抗外国侵略的这一基本要求下，必须有了解世界、学习西方的眼光和心思，把外国的好东西作为改造中国的借鉴。我们试回溯一下近百年的历次重大政治改革运动，哪一次不是爱国与革新相结合的？尽管随着时代的推移，革新的口号和程度不一样，性质上也有所不同，却都和学习外国有关，它的进程充分地表达了这个历史逻辑。
——摘编自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高骈与孙中山的爱国观念的差异及其原因。
(2)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运动体现出的时代特色及启示。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在五四之后其刚萌生为一个学科时就有不同观点。长期以来，很多学者将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过程，主张以这一基本线索作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准则。
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学者注重从近代化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就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这是整体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飞跃，革命以及政权鼎革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摘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研究》
评材料中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 时间 | 事件或条约 | 影响 |
| 1842年 | 《南京条约》 | “以前是中国处于命令的地位去决定国际关系”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
| 1895年 | 《马关条约》 | 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民族危机,传统的宗藩体制已经崩溃，华夷秩序几乎荡然无存 |
| 1900 年 | 《辛丑条约》 | 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
| 1919 年 | 巴黎和会 | “中国与外国的条约关系,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开始和另一个时代的结束” |
| 1928年6月 | “改订新约”的运动 | 减少了 一些帝国主义在我国长期享有的特权，否认了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增加了国家关税的收入,但又很不彻底 |
| 1943年1月 | 中英、中美签订新约 | 将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之行动与管理权交与中国政府，凡关于上述租界给予英美政府之权利应予终止等 |
| 1949年9月 | 《共同纲领》 | 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百年间签订的条约主要内容的两个变化趋势并概述近代百年间签订的条约对中国产生的主要影响。
7 . 近代以来，新旧体制的转型称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主题。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霍布斯鲍姆把1789——1848年这一时期定义为“革命的年代”，认为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双元革命”，“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巨大胜利……这场双元革命改变了世界，并且还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
——摘编自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
材料二从影响方面来看，19世纪西方的冲击在促使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上所起的作用，肯定比16、17世纪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到来所起的作用更为巨大……但他们的影响只局限于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少数士大夫。他们几乎没有给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带来任何影响，真正的近代化遥遥无期。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请回答：
（1）材料一中的“双元革命”指的是什么？受“双元革命”的影响，19世纪中后期欧美社会转型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表现有哪些？
（2）19世纪中期，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对中国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概括指出影响新旧体制转型的因素有哪些？
8 .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在古代，周边的国家和部族常被视为“藩属”或“夷狄”，需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贡。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的外事机构。1844年，清政府按照列强的要求设置“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各国通商事务。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京设立，职务由亲王或军机大臣等兼任。1901年，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成为常设机构。1912年3月，陆征祥改外务部为“外交部”，并把驻外使领馆改为专业机构、从事外交的人员为职业外交官。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
依据材料，概括中国近代对外交往发生的变化。
材料一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凡外国商船只允许在广州一地通商贸易。凡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只能同商行打交道。外国商人买卖货物、交纳商税皆为行商代为办理；凡外国商人一切居住行动，皆由行商负责管束、担保；凡清政府有所宣示或外国商人有所陈请，皆由行商居间传达。此外，清政府又有许多条例和章程，如外国商人到广州，必须住在洋行附近的商馆（或称夷馆）内，不得擅自外出。又外国商人不得携带妇女居住商馆，不得在广州过冬，不得在广州乘轿子；不得雇用中国人服役，不得雇人传递消息等；清政府还规定，凡出海商船装载不得超过五百石，如有打造装载五百石以上的船出海者，一律发到边境充军。又规定船上一切人员都必须详细登记姓名、年貌、履历、籍贯等，以供官府稽查
——摘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驻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南京条约》第五条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摘自中英《南京条约》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政府对外交往的相关信息并指出其政策。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对外交往的变化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角度分析该条约对中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