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人华民交涉词讼……其英人为何种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凡系进口、出口货物，均按新定则例，五口一律纳税，此外各项规费丝毫不能加增。其英国商船运货进口及贩货出口，均须按照则例，将船钞、税银扫数输纳全完，由海关给发完税红单，该商呈送英国管事官验明，方准发还船牌，令行出口。
——摘自《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3年）
材料二 凡授权英王陛下或其代表实行管辖在中华民国领土内英王陛下之人民或公司之一切条款，兹特撤销作废。英王陛下之人民及公司在中华民国领土内应依照国际公法之原则及国际惯例，受中华民国政府之管辖。
英王陛下认为一九零一年九月七日中国政府与他国政府包括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之议定书，应行取消；并同意该议定书及其附件所给予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之一切权利应予终止。
——摘自《中英新约》（1943年）
（1）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分析《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的危害。
（2）据材料二，概括《中英新约》的主要内容，并说明其签订的原因。
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家者何？国民者何？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
呜呼，世界竞争之运，至今日而极矣！其原动力发始于欧洲，转战突进，盘若旋风，疾若掣电，倏忽叱咤，而遍于全球。试一披地图，世界六大陆，白色人种已有其五，所余者惟亚细亚一洲而已。而此亚细亚者，其面积二分之一，人口十分之四，已属白人肘腋之物。
自前世纪以来，学术日兴，机器日出，资本日加，工业日盛，而欧洲全境，遂有生产过度之患，其所产物不能不觅销售之地，前者哥仑布之开美洲，谓为新世界，谓足以调剂欧洲之膨胀，然数百年来，既已自成为产物之地，昔为欧人殖民之域者，今方且谋殖民于他境。
……以欧人之工商业，而欲求主顾于非洲人，虽费尽心血以开通之，其收效必在百数十年以后，而彼其生产过度之景况，殆不可终日。于是欧人益大窘，于是皇皇四顾，茫茫大地，不得不瞬其鹰目，涎其虎口，以暗吸明噬我四千年文明祖国、二万万里膏腴天府之支那。
由此观之，今日欧美诸国之竞争，非如秦始皇、亚力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之徒之逞其野心，赎兵以为快也；非如封建割据之世，列国民贼缘一时之私忿，谋一时之私利，而兴兵构怨也，其原动力乃起于国民之争自存。以天演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推之，盖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故其争也，非属于国家之事，而属于人群之事；非属于君相之事，而属于民间之事；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用日本名，今译之为资生）之事。
故夫昔之争属于国家君相政治者，未必人民之所同欲也；今则人人为其性命财产而争，万众如一心焉。
昔之争属于国家君相政治者，过其时而可以息也；今则时时为其性命财产而争，终古无已时焉。呜呼，危矣殆哉！当其冲者，何以御之？
——节选自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年10月15日）
问题
（1）梁启超作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如何？
（2）依据上述材料概括作者的三个主要观点？
（3）你如何理解梁启超笔下的国民竞争论？
材料一 张骞通西域后，设校尉管理屯田，“有副校尉，秩比两千石，丞一人，司马、侯、千人各二人”。唐朝统一西域后，唐政府在西域驻扎重兵，任命各级官吏，推行内地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及府兵制，并在天山南麓大兴屯田，使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进一步推广至西域。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自道光中海禁大开，形势一变，海防亦重”。丁日昌也认为：“欲筹海防，宜以全力专顾台湾，庶台防无事而沿海可期安枕。”清末甲午战败割台时，光绪帝甚至哀叹“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摘编自刘耀《晚清台湾海防建设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加强对西域管理的主要措施，并说明这些措施产生的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海防亦重”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尽管茶叶并非工业革命的诱因，但它在英国广受欢迎，成为商人逐利的猎物，“下午茶”更成为一种普遍习俗。茶叶的影响力通过英国在远东的商贸网络迅速扩散，当大英帝国的魔爪伸到包括诸如缅甸、锡兰、东非以及其他适于种茶的地区时，茶叶就变成了英国进行殖民扩张的工具。与东方的贸易成就了英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确立了近两个世纪以来英镑在全球经济中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摘编自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叶》
材料二 中国自16世纪末17世纪初起，就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西方对中国茶叶的巨大需求进一步释放，国内茶叶种植面积扩大，产量增加，品种增多，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市场繁荣。但由于没有定价权，茶叶生产的收益远不及中间商赚取的差价。19世纪70年代后，英国转而主要从印度进口茶叶，中国的茶叶外贸呈逐年衰减趋势。
——摘编自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英两国对外茶叶贸易的不同特点，并分析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茶叶贸易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当今我国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
材料一 中国封建社会的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立法。…中华法系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君主既是最高的立法者，又是最高的司法官和行政官。第二，礼与法合一，自汉代以来贯彻于历代法典中，礼以道德为归，而法则以礼为中心，第三，立法和统治的基础是家和家族，对个人的地位和权利未给予应有的规定。第四，重视刑事立法，其残酷性十分突出。中华法系的这些特点取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特性。
——曹海晶《中外立法制度比较》
材料二 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罗马的法律和雅典的法律并不会不同，今天的法律和明天的法律也不会不同。法是一种自然权利，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衡量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
——西塞罗
材料三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指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约定方式）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
——节选自《独立宣言》
请回答
（1）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法系和罗马法系在立法上的主要不同。
（2）据材料二三，概括西方近代在立法理念上有哪些继承和发展。结合中国近代史所学知识，分析说明近代西方国家并没有运用这些理念内容来保障“未来中国人民的安全。”
6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嬴秦以降，虽盛衰分合不常，然汉、唐、宋、明之外患，不过曰匈奴，曰突厥、曰回讫、吐番、曰契丹、蒙古，总之不离西北塞外诸部而已，降及今日，泰西诸国以器数之学，勃兴海外，履垓埏若户庭，御风霆如指臂，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而今之去秦汉也，亦二千年。于是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夫自群圣人经营数千年以至唐虞，自唐虞积二千年以至秦始皇，自始皇积二千年以至于今，故曰不过万年也，而世变已若是矣。
——薛福成《变法》
材料二 中国与各国立约，所急欲删改者，惟一国倘有利益之事，各国一体均沾之语，最不合西洋公法。缘有时乙国以事求于甲国，而蒙允许，丙国亦欲同沾利益。其实交际情形并不相同，无益于丙国，而徒有损于甲国也。
——清驻英法公使曾纪泽1879年4月与巴西驻英国公使对话
凡遇交涉，异邦客商，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于公法吻合，彼虽狡悍，亦可以理折之也。
——郑观应《盛世危言》（1894）
材料三 处此时代，苟用平民主义，致令国内纷乱，势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何能自立图存？惟国家主义盛行，则上下一心，遐迩一体，国人皆互相团结，壮其合群之魄力，发其爱国之精神，然后众志成城，急公仇而缓私仇，先国家而后家事，其国未有不盛，其种未有不倡者也。故欲致和平之幸福，为伟大之国民，必自尊重国家主义始。
——《论平民主义与国家之主义之兴废》，《东方杂志》1907年第4期
（1）根据材料一，概括自秦至鸦片战争后“天下观”的变化。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思想意识变化的背景。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国家主义”思想。
材料一 斯密理论的直接、间接继承者都特别支持在世界贸易中实行自由主义的观点。但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欧洲的这种优势地位既没有消除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没能阻止另一种新型的保护主义的发展。这种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与19世纪初新兴的民族主义有关，重要的是，这种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人们意识到经济发展进程起因于工业革命和大不列颠工业的先进性。……最重要的是，自由主义思潮受到不同经济部门代表人物的广泛批评，且不问批评的对与错，他们都坚持认为自由主义损害了他们的特殊利益。……英国贸易的自由化直接或间接地激发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在1845——1847年期间到1857——1859年期间，每年增长6.1%。
——摘编自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
材料二 《南京条约》中规定，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公议定则例”，中国开始丧失关税自主权，税率必须中英双方“议定”，即所谓协定关税。《虎门条约》又确定了进出口货物一律按值百抽五的从价税率。由于税则之中列举了进出口货品各数十种的固定税额仍固定不变，自此形成这些货品以后价格虽然上涨，但税额仍固定不变，税率则越来越低。这些货品税的固定额，无论是进口或出口，都比过去低得多。因此马克思指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进口税是全世界最轻的。
——摘编自张寄谦《中国通史讲稿》（下）
（1）根据材料一分析19世纪欧洲贸易保护主义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及附件在中国获取的贸易特权，并指出关税主权的丧失给近代中国造成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19世纪贸易自由主义的影响。
材料一 古代中国处于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明清时代，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统治者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对他们携带的货物，“皆倍偿其价”。于是各国纷纷来“贡”，导致“岁时颁赐，库藏为虚”。但是，在朝贡贸易中，中国政府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而是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力图造成“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场面
——齐海《朝贡外交和朝贡贸易》
（1）依据材料一，分析明清时期朝贡贸易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二 进入近代，在组织严密、实力雄厚的西方商业资本的冲去下，朝贡贸易体系逐渐逊位，终以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为标志走向解体，……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及随后于1843年签的细则性附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中国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自由贸易中国主义的原则建立通商口岸和租界，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口岸开通商。后为国内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所迫，清政府面对英国、法国、美国领事联合在各自租界征收关税的事实，设立了海关总税务司，并在各口岸的海关设立一个外国税务司，这一海关体系的建立，为条约通商贸易体制提供了一种制度化的保证。
——摘编自张明之《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形态的变迁》
（2）根据材料二，概括古代朝贡贸易体系走向解体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条约通商贸易体制的建立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材料一 英国人这样描述清政府早期对条约的态度：“中国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因为条约在清政府看来，通商权利原本就符合施（夷狄）之以恩惠的羁縻之道。60年代后，英、美等国分头向清政府递交一项声明，对各省执行条约的状况表示不满，并向清政府提出警告。1864年，清政府刊印《万国公法》，对此李鸿章认为为民族挽回权益计，遵守与应用《万国公法》应成为时代之必需。1884年，总理衙门表示：“惟我中国办事，均系十分遵约，一本万国公法而行。”至20世纪初，驻俄公使明确提出效法日本，改革内政，以修改约章。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本质上说。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没有不同之处。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进行修约谈判。1910年，日本向与其有现行条约关系的11个国家发出修约通知。1911年，美国带头与日本签订新条约，随后有关国家也纷盼与日本签订条约，表述放弃关税协定权。经过40余年的努力，日本完成了修约的任务，彻底实现了关税和法权的自主和独立，与西方列强建立起了平等的国家关系。
——摘编自牛激淑萍《近代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述论》
（1）根据材料一，指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待近代条约态度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对这一变化做出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政府对待近代条约的态度。并简析日本能够完成修约任务的原因。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华帝国国力强盛，传教士不能“一手拿十字架，一手拿宝剑”，凭借坚船利炮进行文化渗透，而必须采用适应中国国情的适应性策略。1582年利玛窦到肇庆后，极力结交广州提督、肇庆知府等明朝官僚及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赠献日晷、自鸣钟、地图等“方物”，并与徐光启等人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同文指算》《泰西水法》等西方科学译著。以扩大自己的影响，方便传教。耶稣会士明白想楔入中国社会，必须适应中国习俗，为此他们“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很多传教士在意识到士大夫阶层在中国的重要性后，为自己取具有中国韵味的名字，并改穿儒服，以“西儒”形象优游于士大夫群中。在传教同时，罗明坚和利玛窦合编的《葡汉辞典》，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著《大中国志》，为西方人理解中国，尤其是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理论前提。
——摘编自《略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成因”》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武力侵略，《望厦条约》《北京条约》中关于允许外国来华传教的条款，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依据。一些传教士鼓吹对华发动武装侵略、干涉中国内政，激起国人对基督教的仇恨和排斥，各种教案频频发生。传教士采取了多种活动改善基督教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都有传教士的影子。传教士在中国大力创办文化事业，在19世纪后半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约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1840-1919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大约创办了5000所教会学校。西方传教士还积极参与中国的赈灾活动。李提摩太曾说：“（赈灾活动后）一些国人对传教士的称呼从“洋鬼子’转变为‘洋大人’，这体现了一部分国人已经在外国传教士所给予的‘恩惠’中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摘编自《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播原因初探》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与明末清初相比，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主要变化。评析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