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初年，汉口只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滩。成化年间，因汉水改道，成为商贸枢纽而快速兴起。到鸦片战争之前汉口已发展成为长江中上游的产品集散中心。据学者水野吉统计，鸦片战争前，汉口的贸易总额达到白银1.3亿两，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贸易港。除商业外，汉口还拥有规模相当可观的手工制造业，形成了白布街、花布街等各具特色的专业街肆，涌现出叶开泰药店、汪玉霞茶食店等风格独特的名店名铺。借助于自明后期以来持续稳步发展的国内经济的全面货币化，以及商人与商业资本持续不断地涌入，一种日渐成熟的、自成体系的、服务于汉口社会和经济生活的金融业已发展起来。

——摘编自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

材料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揭开了武汉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序幕。1863年俄商创办了顺丰砖茶厂，随后蒸汽机、发电机等各式机器相继出现在汉口的企业中。1861年清廷设立江汉关管理过境贸易，其管理方式几乎全盘引进西方关税规则，堪称汉口变为近代通商口岸的商业标志。……汉口开埠后，包括七家中国银行在内的各国银行蜂拥而入，取代了传统钱庄、票号，金融工具的更新极大地推动了汉口商务的发展。受租界的刺激与影响，汉口在公共设施、市政管理等方面有了长足发展，近代城市的功能也日益完善。西方的文化娱乐和生活方式逐渐为武汉人所接受，出现了趋新崇洋的社会风尚。

——摘编自任放，杜七红，《传统市镇近代化刍论—以汉口为个案的研究》

材料一 清朝入关前后，在满族的老家吉林、黑龙江等地建立了十多个用以练兵狩猎   的围场。1681年，康熙建立了“木兰围场”。“木兰围场”位于漠南蒙古中心地带，北控蒙   古，南拱京师，是清代前期北京通往喀尔喀蒙古、东北黑龙江以及尼布楚城的重要通道。 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过程中发现八旗将士承平日久、耽于游乐、武力衰微，设立木 兰围场后，驻防八旗官兵进驻，康熙皇帝几乎每年都在此地举行“秋狝”(秋季的围猎盛事),还利用“秋狝”中蒙古王公贵族扈从围猎之际，接见蒙古各部上层人物。

材料二 起初，清政府规定“蒙古民人毋得阑入”木兰围场。乾隆年间之后，木兰围场 周边从事农业、商业的人员越来越多。随着秋狝礼废，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成为开围放垦的一股重要力量。1863年，热河都统瑞麟上奏“请开垦围场闲地，以济兵食”,清廷允准。 到1880年，木兰围场“有原佃分佃七百一十余户”,“为内地乏食游民远来佣趁”。在清政府的政策松动下，20世纪初，木兰围场全部开围放垦，汉人大批进入。与此同时，围场周边的满族、蒙古族，直隶、赤峰等地的回族和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也开始涌入木兰围场。

——以上材料摘编自张雪峰《康熙皇帝与木兰秋狝》等

材料一   两宋对外派遣使节的主要国家有高丽和交趾。因地缘关系，宋朝在较长时期内都希望与高丽保持良好关系以牵制辽、金。自建隆三年(962)至隆兴二年 (1164)年，宋朝共遣使往高丽30次，其中册封使七次，祭奠或吊慰使两次。派往交趾的使节，也主要是册封使、祭奠使，如天圣六年(1028)李公蕴卒，宋遣王惟正“为祭奠使，又为赐官告使。除德政(李公蕴之子)为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交趾郡王”。对于东南亚、中亚等地，也偶尔遣使，如雍熙四年(987)宋太宗遣内侍八人携金帛“分四纲往海南诸番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

——摘编自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

材料二   1793年7月，马戛尔尼率使团到达大沽。其后，迎接官员多次向马戛尔尼提出演习叩头礼的要求，得到的回复是：“本特使准备在下述条件下这样做：贵国皇帝钦派一位同本使地位身份相同的大员穿着朝服，在英王陛下御像前行本使在贵国皇帝面前所行的同样礼节。”9月8日使团进入热河后被告知：   “谒见皇帝必须行属国使臣礼节。”9月11日，和坤与马戛尔尼就觐见礼节进行了最后一次磋商，乾隆帝终于同意了英使以觐见英王礼节(单腿下跪)见中国皇帝。尽管冲突在形式上得到解决，乾隆帝仍十分不快，他严令相关官员：“伊等如妄有干请，即当辞言义正，严加驳斥。”

——摘编自刘凤云《谈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礼节冲突》

材料三   在经历数年西方列强单方面派遣公使常驻北京的尴尬局面后，总理衙门于1867年开始组建由美国公使蒲安臣带队的外交使团，并于次年2月出发，先后访问了英、法、美等11国。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派崇厚赴法国道歉，这是中国大员第一次出使欧洲。1877年，清廷根据《烟台条约》规定，派郭嵩焘前往英国为马嘉理案道歉，之后即常驻英国并开设公使馆，接着又相继在美、法、德、 日、俄等国开设使馆，派驻使臣。此外， 清廷还主动在马尼拉、槟榔屿、悉尼以及纽约、檀香山、横滨等华人居住地，相继设置了领事馆。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一   以元末明初的“江西填湖广”为发端，一直延续到晚清，五百年间，江西约两千万在册人口流出省外，并在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留下了至少一亿后裔。在这些江西移民中，工商人口占相当大的比重……如茶叶、苎麻、兰靛、木竹、油料等经济作物，制瓷、造纸、木竹加工、冶铁、烟火、夏布等手工业，也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明人张瀚说：“（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

——摘编自方志远《赣商与江西商业文化》

材料二   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西商人在活跃了五百年之后迅速走向衰落并基本上在国内市场丧失了地位……到清中期，长期以来对山林的超量砍伐及开山造田所造成的后果开始明显，水土流失严重，赣江水运发生困难。几乎与此同时，运河的淮河—黄河段因黄河泛滥及改道而淤塞，南北水道被拦腰截断……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开始渗入沿海地区。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开始兴办近代私人企业。

——摘编自方志远《地域文化与江西传统商业盛衰论》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国家礼仪，政府对各种礼仪的内容都有统一要求，抑制了仪法多元各行其是的现象，《史记》记载西汉初年朝廷上“群臣饮酒争功”,刘邦命叔孙通制订了朝拜礼仪，后来进行岁首大典时，“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敬酒)”,刘邦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在中国影响下，古代东亚地区事实上也形成了一个“礼文化圈”。

——摘编自胡新生《礼制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礼制印记》等

材料二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等国要求按条约规定及国际惯例，派使节觐见清帝呈递国书，但此后十几年清廷一直阻止使节觐见。1873年，外国驻华公使向清廷发出照会，要求觐见同治帝。随后围绕礼仪问题几经交涉，最终商定公使以鞠躬礼觐见。以下是描述觐见的两则笔记：

材料一   尼古拉街区位于柏林城中心的施普雷河北岸，是柏林历史最悠久的街区之一。二战中该街区遭到轰炸，除个别历史建筑外，其他建筑悉数化为废墟。

1970年代，东德当局对尼古拉街区的历史建筑进行“保存和重建”。最终，该街区被设计成为一个步行休闲区，以现代风格和手段表达传统德国旧城的风貌，使这一在战争中变成废墟的街区在柏林市民及游客心目中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成为德国众多战后重建方案中的一朵奇葩。

——丘博文张慧《拆除还是改造？欧洲历史城区保护的启示》

材料二   晚清时期，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逐渐成为北方开放的前沿和洋务运动的基地，由此造就了“中西合璧”的独特城市风貌。《辛丑条约》签订后，海河两岸共开辟了八国租界，各租界当局竞相大肆建设具有本国风格的建筑。此外，清廷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北洋政府时期的总统、总长、督军，还有一些巨商富贾、名流红角，他们都把天津视为建立“小公馆”和别墅的理想地点。天津成为“世界建筑博物馆”。

2002年，天津对意大利风情街启动保护性开发，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对街区内历史建筑全面整修。同时，发挥这一历史文化街区的社会价值和经济功能，将其作为城市风情旅游的重点项目精心规划；2005年，天津颁布了《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2013年起，将五大道等6个历史风貌建筑较为集中、历史文化遗存丰富的区域确认为首批风貌建筑保护区。

——刘茜陈建强《天津：唤醒历史文化街区的生命活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