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北京终于在其后几个月开始实施一个全面的经济发展计划。中国走上了通往工业化的道路，在1953年下半年还进行了“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北京的外交姿态中，这种缓慢但却稳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政策得到了体现。确实，正是在这段时期，对和平共处的强调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特征，由此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动向。1954年6月，北京在中印联合公报中赞成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摘编自【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材料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形势发生了持续深刻的变化。在新形势下，中国外交与时俱进，应对挑战。冷战结束以后，在实践中，中国既抛弃了美苏冷战关系模式，也没有像自由主义预期的那样发生根本的身份转变，而是创造性地走上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将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不是搞排他性、碎片化的小圈子，不会通过人民币贬值提升贸易竞争力，更不会主动打货币战和贸易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摘编自高飞《改革开放40年中国外交的历程与启示》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邻国对新中国存在忧虑。第一代领导人为了打破封锁，积极探索发展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关系，并开创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摘编自汪伟民《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对比分析》

材料二   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国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

材料一   美国学者亨特认为：“美国原本就不公平的获得了庚子赔款，现在退还一部分但拒绝将它用在中国急需的事情上。而且美国限定庚款用途损害了中国利益。”美国“退还”庚款确实起到“退款办清华可以造就中国的领袖人才，可以使中华民国的基础巩固”。“留美归国的先辈，有的在中国政局上很有影响”，“只就目前而论，这番举动于中美关系上，已经发生异常的效验”。

               ——摘编自《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经过情形》商务印书馆 1921 年出版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之后）几十年里，美国对华战略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建交后的“接触战略”和新全球化时期的“纳入战略”。

——摘编自王湘穗《斗与合的伴奏——中美关系的历史、现实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