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6年，中央直属企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90%。从一个小别针到巨型发电机的生产都要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控制，受政府有关部、局的领导。1957年2月，赫鲁晓夫要求把工业和建筑业的日常领导工作从中央转到地方。最高苏维埃于5月决定撤销25个中央部和113个加盟共和国的部，只留下航空、无线电、造船、化学、中型机械等几个中央部。赫鲁晓夫认为，放松中央控制会推动生产发展。中央统一管理被削弱后，各地滋生了严重的本位主义，彼此矛盾重重，互相扯皮。赫鲁晓夫逐渐又把权力收回中央。他先是合并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最后又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后来又出现了各类工业部门的全国性委员会。结果，到1963年时，管理工业的机构不仅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有所精简，反而扩大了二三倍。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改革没有取得积极成果。

——摘编自《赫鲁晓夫工业方面的改革》

材料二   国有企业改革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向前推进。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先后对国有企业实行扩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和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国有企业的活力有所增强，对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逐步提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80年代的基础上朝着转换机制、政企分开、制度创新、战略调整的方向迈进。在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激励的同时，国家还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一方面，国家对一些重点企业实行了稽察特派员制度，加强了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另一方面，为保证激励和约束的依据的真实性，大部分地区对一些国有企业实行了会计委派制。

——摘编自国家统计局《国有企业稳步改革》

材料一   福建是玉米最初的传入地之一。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有限的沿海平原地带早已被开垦殆尽，人们在生存压力下不断涌向山区。山区自然条件复杂，人们在通过梯田等形式争取更多土地利用空间的同时，也根据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实行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方式。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地无闲隙的土地利用特征，为玉米进入增加了竞争难度。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玉米在福建本土虽没有成为优势作物，却凭借福建移民在湘赣、川陕等地山区获得了绝对优势。江西境内以闽粤为主的移民以维持生存为目的而种植的玉米在客观上推动了传播进程，并通过人口的进一步流动，将玉米从江西传入湖广、贵州等地。

——摘编自韩茂莉《玉米种子如何传遍全中国》

材料二   1953年9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式提出了应该大面积播种玉米的倡议。在赫鲁晓夫看来，解决苏联农业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发展畜牧业，而“畜产品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的粮食”，大规模种植玉米无疑是解决该问题的捷径。自1954年至1962年，苏联玉米播种面积从430万公顷扩大到3700万公顷。扩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高寒的西伯利亚不适宜玉米的生长，产量很低，不少地方一无所获。玉米播种面积的扩大影响了小麦生产，破坏了传统的牧草生产，造成粮食减产、饲料不足。在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下，“玉米运动”逐渐低落下去。

——摘编自孔凡方《赫鲁晓夫与“玉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