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由无数个片段组成的，每一个片段都不是完美的，都是复杂多面的，但是它们对整个历史都有其阶段性的价值。特别是那些形成历史逻辑的关键环节，应当予以必要的肯定。当我们批判历史上的每一个不完美的片段时，都不能完全否定它在历史链条上的价值，甚至也需要找出它之所以发生的“理由”。这历史尽管不是笔直的，但却是进步的；尽管是非线性的，却是螺旋上升的。我们只有深入当时的历史条件找出造成历史灾难的因素，也找出曾经的思想闪光，尽管这些思想成果并不完美，甚至当时也未能达到社会共识，但也是我们不断认清事物的一个过程，否则不可能一步达到真理。历史研究也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到可以借鉴的东西，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曾经发生过的社会灾难。

——（杨利川《我对保守主义的思考》）

材料一   1936年，中央直属企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90%。从一个小别针到巨型发电机的生产都要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控制，受政府有关部、局的领导。1957年2月，赫鲁晓夫要求把工业和建筑业的日常领导工作从中央转到地方。最高苏维埃于5月决定撤销25个中央部和113个加盟共和国的部，只留下航空、无线电、造船、化学、中型机械等几个中央部。赫鲁晓夫认为，放松中央控制会推动生产发展。中央统一管理被削弱后，各地滋生了严重的本位主义，彼此矛盾重重，互相扯皮。赫鲁晓夫逐渐又把权力收回中央。他先是合并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最后又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后来又出现了各类工业部门的全国性委员会。结果，到1963年时，管理工业的机构不仅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有所精简，反而扩大了二三倍。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改革没有取得积极成果。

——摘编自《赫鲁晓夫工业方面的改革》

材料二   国有企业改革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向前推进。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先后对国有企业实行扩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和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国有企业的活力有所增强，对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逐步提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80年代的基础上朝着转换机制、政企分开、制度创新、战略调整的方向迈进。在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激励的同时，国家还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一方面，国家对一些重点企业实行了稽察特派员制度，加强了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另一方面，为保证激励和约束的依据的真实性，大部分地区对一些国有企业实行了会计委派制。

——摘编自国家统计局《国有企业稳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