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本贵族在信仰上产生了矛盾，并在政治上走向对立。公元646年，代表革新政治的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思想文化并实行“大化革新”（即“大化改新”），将唐朝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儒教思想进行广泛传播与学习，发展了以中国政治结构为蓝本的官僚制度，用外来的新文化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经过500年左右的发展后，源赖朝开始建立幕府制度，实行“将军—大名—武士—农、工、商”这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要求各个阶层安守本分，并反对一切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从镰仓幕府至德川幕府近700年间，武士阶层创建了一种规范性的伦理行为，被称为“武士道”。武士道精神不仅是建立在武士阶层中的道德伦理规范，同时也为各个社会阶层设立了道德标准。

——摘编自于师懿《儒家文化与日本武士道精神》

材料二   自1871年到1945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71年至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为第一阶段，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他自述写作原则是“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从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至民国初年，中国东渡日本留学者络绎于途。1919年至1945年为第二阶段，蒋百里的《日本人》等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意图攫取德国在华利益，进而窥视华北，引起国人警惕。“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方针，搜集整理中日关系史料，每日在《大公报》上连载一段。1937年9月，蒋百里奉命出使欧洲，他在柏林写成题为《日本人》的小册子。和蒋百里同时期留学日本的戴季陶于1928年写成《日本论》一书，该书从“学问本身”对日本进行了一番研究。

——摘编自陈建云《〈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的“日本观”》

李超的“新生"

李超，广西梧州人、先求学于梧州，广州等地，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超的家庭不支持她求学，因而她生活困难，患肺炎后，无钱治疗，1919年8月病亡。李超死后，其家庭置之不理，指责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11月，北京教育界召开追悼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现场作了演说。1920年，杭州女子师范在省女师操场举行了李超追悼会，“各界人士莅会者不下万人，挽歌诗联四五百轴”。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们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这些问题：一、家长族长的专制。……二、女子教育问题。……三、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四、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

——胡适《李超传》《晨报》1919年12月1日、3日）

涵养与发挥情感是积极的道路。北京的妇女不来吊一吊李女士，却华装丽服坐汽车去满街跑，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这都是麻木。麻木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都告诉他，他只是不理会！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晨报》1919年12月22日）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速产制。……

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新青年）1920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