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这些精通天文历算的传教士用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并结交了徐光启等士大夫官僚。徐光启不仅向利玛窦学到了许多西洋科学知识，还在中国传统科学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科学成果与思想方法，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主张。明清易代后，康熙帝不仅亲自向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知识，还在畅春园开设“蒙养斋”，精选一批八旗、汉人子弟学习数学。康熙帝对西学的热情甚至扭转了部分士大夫的学术宗尚，使研究、传播和运用西学成为清初的一时之风。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学首先在林则徐、魏源等思想敏锐的士大夫中传播。他们介绍西方的《海国图志》等著作虽弥足珍贵，但对社会影响力很有限。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教育界也吹起了改革新风。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设了英、法、俄等外语以及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等课程。此后，西式学堂在华夏大地竞相出现。甲午战争后，激愤于列强瓜分中国而发动的百日维新虽短时而败，但“智慧骤开，如九流沸腾，不可遏抑”，维新志士们以进化论来论说变法的必要和紧迫，以自由平等的启蒙学说来阐释君民关系的新理念。中华文明由此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

——摘编自刘勇强编著《集成与转型·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精神文明》

材料一   德川幕府于1811年成立了“荷兰书籍和解御用”译书机构，1862年更名为“洋书调所”兼具外语教育培训的职能。日本人把在经济结构，政治思想，以至于生活方式等方面向英国学习看作是一种需要甚至是潮流。即使是在明治维新运动之后，西方世界对日本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在中国，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培养“译员”、“通事”，翻译印刷西方科技、历史、法律等方面的书籍。除同文馆以外，影响最大的翻译印刷机构还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国在西学运动的过程中，逐步从重视代表西方物质文化的设施与技术，转向重视代表精神文化的思想与学术”对中国而言，19世纪末的日本成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摘编自卿崧《中日近代文献翻译活动比较》

材料二   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是我党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2009年间，中国文化外译图书总品种达9763种，出现了以“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等为代表的系统对外译介中华文化的精品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代表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丛书已出版33个语种，发行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出版语种最多、发行量最大、发行覆盖最广的领袖著作。

——摘编自《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发展回顾——以中国外文局为例》

材料一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并不只是单向的西学东渐，与之相伴相随的还有一个中学西渐。葡萄牙在租借澳门后，中国产品如丝绸、陶瓷、茶叶等，更多地输往欧洲。一些传教士推介孔子思想的同时，将儒家经典如“四书”及《周易》《书经》《孝经》《诗经》《礼记》等翻译为西文出版。葡国传教士曾德昭的《大中华帝国志》，全面介绍了中国历史、地理和思想史等方面的情况。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游览了承德避暑山庄，随员巴罗在《中国游记》中盛赞了山庄的园林建筑：“错落有致，间隔合宜，恰到好处，互相衬托”。另一学者又专门指出中国园林有更高级的美——不规则的自然美，这推动了英国“不规则园林”运动的兴起。随后，整个欧洲掀起了仿建中国园林的热潮，并修建了许多包含中国元素的建筑，其中不乏代表性作品。

       ——改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第四卷）》等

材料二   在英国人征服印度之后的半个世纪里，英国人没有试图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印度。他们忙于作出行政、财政和司法方面的安排。印度原有的教育制度没受到干扰，但也未得到支持。初等教育继续由印度教或伊斯兰教的乡村学校提供。半个世纪里，穆斯林坚持其传统的文化，仅仅研究伊斯兰教的法律、文学和神学。……随着殖民侵略不断深入，英国的文化侵略还是对印度产生了两个深远的影响：一是它首次为印度各地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语言和一种共同的文化背景；二是不可避免地使印度产生政治上的自觉性和自治要求，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利用欧洲的思想意识攻击英国的统治，并组织了一个民族主义运动，这一运动最后以独立的印度而告终。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材料三

   ——改编自普通高中（历史）教科书选必3《文化交流与传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