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诚信属于一种由人格信任、亲缘（熟人）信任所构成的道德范畴。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道德标准；诚信是人际交往的伦理基础，“熟人有信”，以诚信为本，才会事业有成；诚信是立国之本，是一种德政和德性的要求。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荀子说：“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乱”。中国传统诚信对人而不对事，具有人伦等级性；多重“义”轻“利”，是个人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通过荣辱感、信念、良心等内部力量来自我要求与克制，完全是一种源于内心的自我约束与高度自律。诚信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立人、立业，立国之本，成为家国同构的“礼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反映的是以宗法家族关系为支柱的熟人社会的道德要求。

——摘编自涂永珍《中西方“诚信”文化的差异及其现代整合》

材料二   西方传统文化对诚信的理解统一于西塞罗的定义，“诚”即个体的诚实品性，诚实是诚信的基础，它要求个体对事件信息作完全和真实的披露。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及其自己的财产而通过社会契约结合为社会，为此要承担彼此承认他人之所有权的义务，这大量体现于罗马法中已建立的诚信契约制度。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彼此的“诚信”适用于所有人，有利于保障个人平等权利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诚信观念的经济价值得到普遍认同，超越了道德范畴而有法律和秩序的属性。

——摘编自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罗马法到现代社会》

材料一   明朝建立时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大规模的国际性联系还未建立。15世纪郑和的远洋探险，没有给世界留下中国有潜在性的、挑战性的印象。16世纪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繁荣使明王朝在周期性规律的支配下逐渐失去行政有效性。17世纪时，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并未使精英群体认识西方文明崛起的国际竞争含义，自然灾害、战争、改朝换代吸引了主要注意力。18世纪，清王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华文明地理空间与行政版图的重合，这一成就强化了统治者的安全感，却也进一步加剧了对外部世界的忽略。经济的繁荣增强了这种心理倾向，与西方的局部接触也就此中断。19世纪中期，当中国与西方直接接触时，被动挨打的局面已是历史的必然了。

——摘编自赵轶峰《“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

材料二   “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被称为“欧洲奇迹”），然后称霸世界，而东方却一蹶不振。在具体分析西方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出来之前，要先明确现代西方成长的三条基本线索，建立起西方近五百年走向的基本框架：第一条线索是国家崛起，基本政治框架的重塑：第二条线索是社会崛起，新的二元结构形成：第三条线索是市场崛起，资本主义飞速成长。这三条线索不是齐头并进的，它们有时合作、有时撕扯、相互缠绕、相互塑造，每条线索都存在几种不同的细分模式。顺着这个思路可以推测出，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其实有很多种。

——摘编自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等

材料一   在《战国策》和《汉书》中，古人就提出了“爱国”和“爱国如家”的观点。在古代社会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四位一体的。在人们心目中，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君主的忧乐与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国家和君主是一回事。古代爱国主义者要求建立的统一国家，只能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一统天下。面对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和破碎的山河，面对外来侵略势力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古代爱国主义者不惜以身家性命报效国家，来获取个人的功名利禄。沿着古代爱国主义者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陆游的“当年万里觅封侯”“千年史策耻无名”，辛弃疾的“赢得生前身后名”“志士虚有少壮年”。

——摘编自顾杰善《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

材料二   1899年2月，梁启超发表《爱国论》，认为“爱国心之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欲唤起国人的爱国心以救国家，反对专制君权而兴民权，指出：“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该文也是近代论爱国的第一篇文章。梁启超在文中强调，爱国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伦理。他说：“国家为近世史新产”，“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它与被专制君主视为一人私产的传统国家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摘编自郑师渠《梁启超的爱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