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辩论是思想的交锋。在古代，无论东方西方，都有辩论的传统。在中国，我们在先秦诸子的典籍中能看到很多这样精彩的片段，比如惠施和庄子的辩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墨子和公输班的辩论。西方同一时期，古希腊的辩论之风很盛，他们认为辩论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苏格拉底与梅勒图斯的雅典法庭之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其舌辩逸事勾勒了人类文明史上雄辩与诡辩、逻辑与反逻辑的起点。

——摘编自李雪颜《宋元舌辩智慧》

材料二   辩论之风不仅在中国，古希腊亦蔚然成风。在古希腊，人们拥戴能言善辩的人为“智者”，当时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能言善辩，亚里士多德专门著有《辩论篇》《辩谬篇》讨论辩论术。论辩在先秦既是统治阶层内部劝谏的主要方式，也是诸侯国间利益争夺的手段。战国是士阶层最活跃的时期，游说是职位晋升的平台，口才是博得君主赏识的基础，争辩之风盛极一时。

——摘编自魏玮《从先秦寓言到俗赋》

材料三   中世纪的阿拉伯人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希腊的理性传统，在实验科学、医学、化学、数学、天文等各方面取得了领先全球的成就。阿拉伯天文学家的“图斯双圆”理论出现在300年后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中，现代天文学家中的很多名称和术语来自阿拉伯天文学家，欧洲语言中的大多数星宿的名称都来源于阿拉伯语。从12世纪开始，许多希腊哲学著作的阿拉伯文译本又重新译成欧洲各种文字，欧洲人才重新听到亚里士多德的名字，接触到真实的希腊古典哲学著作。从阿拉伯世界涌来的知识潮流，给欧洲带来了向心灵解放的“大跃进”，促进了发展自由思想的伟大进步，导致了文艺复兴的到来。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也是经阿拉伯人之手，逐步传入西欧。

——摘编自蔡德贵《中世纪阿拉伯人对哲学和科学的贡献》

材料四   拜占庭帝国陶醉于已有的辉煌成果，在以后的时代里，它无视西欧城市出现后悄然兴起的文明新因素，更不屑于学习和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点和长处。拜占庭人认为，他们的职责在于保存祖先的遗产而不在于创新，这种封闭保守的心态持续了若干世纪之后，拜占庭文明终于被历史大潮所淘汰。

——摘编自朱寰《世界中古史》

材料一：时间流淌，来到19世纪。中国人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才发现“天下”变成了“世界”，舢板对着火轮，白蜡杆子迎着洋枪，大清国周遭遍是虎狼之师。一败再败后，才有收拾旧山河的民族复兴梦，引无数仁人志士为之流泪、流汗、流……所以，中国人不惮以矫枉过正的姿态否定传统、学习西方。万水千山征程，一茬一茬赶路。洋务派、改良派、立宪派、国民党、共产党…一路走到1949年，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国人民站起来，中国梦的基础牢靠起来。

材料二：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坚定地提出：“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了，然而，所有的“黑暗”与“罪恶”非但没有根除，反而卷土重来。孙中山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这使孙中山从不遗余力地奔走于革命事业转而冷静地思考中西民族性的差异，探索在中国进行更为必要的“心理建设”的途径。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谢毓洁《试论近代中国“人的觉醒”》

材料三：时间流淌，新中国的一个多甲子，伴随着梦想一步步夯实。前三十年艰辛的探索，后三十年不懈的跋涉，有过跌倒，有过起伏，有过意气风发，有过尘土满面，但大国的气象就在这探索里走出来，复兴的气概就在这跋涉里走出来。到今天，回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眼前的目标已经越来越接近，脚下的方位已经越来越清晰。

——以上均节选杨凯《中国梦的方位》

我认为，所谓革命史观，所谓现代化史观，都不是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正确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按照唯物史观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应该认识，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贯穿近代中国历史的主线，现代化进程在近代中国虽然在缓慢的进行，却从来没有居于主导地位。……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成为主流，是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经济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之后，现代化进程实际进入中国社会生活领域。在这个时候，现代化进程是主导方向，阶级斗争是次要方向。

——张海鹏《关于中国近代史若干重大热点问题的讨论》

材料一 战国时期，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政治形势，各国统治者争相招揽人才，这些人才大多数都来自于士阶层。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奔走出入于各国，成为各国官僚队伍的后备人才。士人求仕最常用的办法是游说自荐。一个普通士人若通过游说国君，即可骤列高位，拔居要津。如商鞅初入秦就是通过游说得到秦孝公重用。公孙衍、张仪也通过过人的辩术纵横捭阖于各国之间，成为“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风云人物。随着聚徒讲学风气的盛行，收有门徒的士人往往被尊为“夫子”，其“率徒讲学，辩其谈说”，声势比一般士人更盛。各国养士之风盛行，最著者如齐国的稷下学宫，名流荟萃。其他如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中(申)君，食客都达3000人以上。战国士人有着较强的自尊自主意识，号称“从道不从君”，在后世大一统专制王朝的统治中，这种意识仍然长期存在。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每次公民大会开始后，传令官会向全体与会者发问：谁要发言?任何人都可以应声而起。柏拉图指出：当公民大会对有关城邦管理的事务进行审议时，站起来发言的可能是工匠、铁匠、鞋匠、商人、店主、富人、穷人，贵族或者普通人，没有人对这些人提出反对，即使他们没有这方面的专长和经验，他们也试图提出建议。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阿卡奈人》中，穿着破烂衣服、被称为叫花子的狄开俄波利斯也走上讲坛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除了少数走上讲坛的人，台下的数千名听众也可以自由行使他们的发言权，可以通过叫嚷、欢呼表示赞同，也可以通过起哄，嘲笑表示不满，甚至把演说者直接赶下台。

——摘编自崔丽娜《演说自由与雅典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