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周时期，王者立四时之序而化天下。《礼记·月令》记载了周天子一年四季的礼仪活动，当时许多风俗由专职官员负责。秦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更把传统节日变成了转移阶级矛盾视线的手段。中国的节日基本上是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进行。春节雏形是庆丰收；“清明前后，种瓜种豆”；七夕节反映了中国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模式。除夕全家守岁，清明祭祖扫墓，端午系五色丝、涂雄黄，七夕看牛女相会，中秋团圆，重阳把出嫁的女儿接回。在现代社会，传统节日仍以家庭为组织进行，新节日则以单位和学校为主组织进行。
——摘编自秦永洲著《中国社会风俗史》
材料二 西方国家，虽有类似中国全家团聚的重大传统节日如圣诞节、新年、感恩节等，同时“‘狂欢’‘新奇’‘神圣’‘浪漫’等是其节日精神的主要内核”，注重“情感宣泄”，有“较强的娱乐性”。如狂欢节是基督教“谢肉节”的世俗化称呼；情人节是纪念名叫瓦伦丁的基督教殉难者；万圣节是为了纪念教会所有圣人；圣诞节是基督教为了纪念耶稣诞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中国人欢庆并无中国文化渊源的圣诞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等西方节日，同时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也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接受。2007年春节前夕，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贺词中说：“2月18日，我们将欢度中国新年。”
——摘编自唐小晴《中西方传统节日文化比较分析》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与西方传统节日的差异，并分析西方传统节日文化特色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现代中国节日文化出现的新变化及其意义。
材料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规野中的中国形象在不断的演绎变化着。西方学者将西方中国形象的起点设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但无论从何时算起，有一点是公认的：“从西方中国形象自诞生之日起，到18世纪后期以前，一直处于被西方不断理想化的上升阶段：而自18世纪后半期开始西方的中国从美化转到丑化，从爱慕转为憎恶，从理想化转为妖魔化”。
——摘编自邹雅艳（13~18世纪酉方中国形象
由材料可知，中国形象在西方不断发生变化，结合世界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 A．指出了妇女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
| B．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
| C．把妇女解放同民主革命联系起来 |
| D．指出妇女解放是民族解放的先决条件 |
材料一 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这些驰道宽22米，路基高厚，以铁锤夯筑得坚实平稳，还在道旁栽种了树木。公元前212年，命令蒙恬主持修建了一条由咸阳向北的“直道”，经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全长900余公里。后在云贵地区修“五尺道”，在湖南、广东等地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汉武帝继续了秦朝的政策，修建公路以方便各地间的商业和交通。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二 同中国一样，罗马人也是通过建设运输和交通网络完成帝国一体化的。罗马的道路有很深的路基，路旁有围护、排水渠，路面铺设了大块平坦的筑路石，主路宽6—8米，可供双向车辆同时行驶，蜿蜒的山路也有2—3米宽。沿路设置了驿站。公路连接了帝国的各个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公路全长2500公里，沿东北边境从黑海一直通向北海，与多瑙河和莱茵河平行。一条长4800公里的路与北非海岸线平行，许多支线直插南方，商人、士兵通过这些支线可深入撒哈拉沙漠。在地中海地区，罗马人新建了一些道路，方便了这一地区的旅游和贸易。还有一些公路从地中海东部的城镇和港口一直通到帕尔米拉——这是亚洲中心通往西部的最主要的商站。据估计，罗马道路的总里程超过了8万公里。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在道路修建上的异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能够在广大区域修建道路的相似条件和积极作用。
材料 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都没有前人留下的现成方案，一切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这个进程一直延续到今天，就像是一场毫不间断的接力跑，后继者总是以前人已达到的位置为出发点，随后又远远地跑到他的前面。前人有过的曲折也是后继者的财富。它又像要攀登一座高楼总是要从一个稍低的台阶再跨上另一个更高的台阶，不容许超越实际可能而一步登天。历史就是这样前进的。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结合材料与所学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民族复兴”这一主题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一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以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二 中华民国政治形式与内容的分割迫使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深入到思想文化的深层中去寻找国家富强的出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不论是新文化派，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都对“民主”持有肯定态度，同时，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和追求方向又不完全相同，可分为激进民主主义、自由派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五类。新文化运动时期，从西方文明寻找到的科学旗帜已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宇宙人生领域。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取得了舆论上的胜势。出现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的论调。
——摘编自穆允军《文化比较视域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思考》
材料三 17世纪时，近代自然科学家大都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神学世界观：同时，他们又借鉴古代一些自然哲学的思想理论，推陈出新，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理性和科学在一切人类社会活动的主导地位。这个时期的哲学家们和社会科学家们不承认任何的专制权威，不论是宗教信仰和自然观，还是社会制度和国家法律都经受了挑战和审判，一切都需要“理性的法庭”去审查、裁定。社会科学家们提出的许多科学的、理性的观点推动了当时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
——摘编自张丽敏《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科学思想探析》
（1）材料一中，陈独秀认为“西洋文明输入吾国”后国人的“觉悟”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的发展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启蒙运动与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科学发展的不同之处。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成分，是支撑祖国生存和发展的巨大精神支柱。下表是不同时期思想家或政治力量对爱国的认识。
请从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信息，围绕所提取的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加以论述。（要求：信息完整，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公元16、17世纪以前的欧洲向中国文明的学习，与后来中国人接受欧洲文明的顺序是相似的，即先从科学技术开始，这不仅包括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还包括陶瓷、冶金、纺织等技术，以及军事技术和兵法等。之后，又逐步深入到文化，即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再就是哲学，进而是对中国社会制度的理性思考。这次“东学西渐”的过程，是与欧洲的社会变革过程统一的。在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方面，封建统治者（包括教会）对中国是采取排斥、抵制的态度，他们知道若引进这些势必危及其利益。主张引进并改造、吸收中国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的，主要是代表新兴资本势力的变革者。随着社会变革的进行，他们逐步完成了对中国文化、哲学和社会制度的引进和改造，欧洲也由此而发达。
——摘编自刘永佶《“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
材料二 1871年，在容闳的多方努力和洋务大员曾国藩的支持下，清政府从福建、广东、浙江挑选了13岁以上的幼童30名留美，以后每年30名。这是中国主动向西方学习、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开始。他们以培养造船监工和海军将领为目标。但严复出国后却对西方的政治经济问题感兴趣，回国后翻译了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译名《原富》。
——摘编自邹进文《近代留学生的经济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学西渐”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后期清廷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的原因，并对其行为加以简要评价。
| A．罗马法充分保护平民权益 | B．妇女地位逐渐与男子平等 |
| C．执法者具有任意裁判的权力 | D．罗马法在实践中具有灵活性 |
材料一 正是儒家文化注重德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主要宣扬和倡导一种绝对无偿的进贡以体现对国家的忠心，使得古代中国的治税思想具有明显非法制的性质，剥削阶级往往以赋税为名进行横征暴敛。我国古代税收立法虽然也规定了课征的比例，但有法不依、法外征收现象非常普遍。通过巧立名目法外征收往往又使税收立法流于形式，征税随意性大，官吏使用权力的机会多，导致聚敛过度，超过人民的承受能力。
——摘编自樊静：《中西方税收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 到民国时期，中国的税收制度逐渐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先是对城市工商业课征的间接税（注：指纳税人能将税负转嫁给他人负担的税收）超过历史上的田赋，逐渐上升为主要的税收。国民党政府的间接税，除了关税、盐税以外，还对卷烟、面粉、棉纱、火柴、水泥等各种商品征收。比较重要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从外国引进了近代直接税制（注：直接税指税负不能转嫁，而由纳税人直接负担的税收，如所得税、房产税等），当时财政部曾经为此专设了直接税署。
——摘编自刘军：《中西方传统税收文化的比较》
材料三 在治税思想上，近代西方国家确立以税收法定主义为普遍原则，即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必须基于法律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依据，国家就不能征税，任何人亦不能被要求纳税。而且，在西方所谓的法律仅限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英国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同意而任意征税是非法的，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凡开征新税、废除旧税，或制定、修改税法，都须以不违宪为原则，并经民选的议会审议通过。贵族、僧侣等阶层不再享有豁免税收的特权，纳税普遍原则和征税确定性原则得到广泛承认。
——摘编自樊静：《中西方税收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税收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国时期中国税收较古代有何新变化；并简析其主要原因。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比古代中国，说明近代西方国家税收的历史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