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多次使用“或然式的证明”这个概念，他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属于艺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一类是属于艺术本身的或然式证明。前者“指不是由我们提供的，而是现成的或然式证明”。后者是指“所有能由法则和我们的能力提供的或然式证明”，他将其又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由演说者的性格即道德品质、人格威信造成的；
第二种是由使听者处于某种心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动之以情”而造成的；
第三种是由演说本身有所证明或似乎有所证明而造成的。其中第一和第二种方式是《修辞学》重点讨论的问题。
材料二 先秦诸子的修辞学，尤其是儒家的修辞学，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修辞立其诚”和“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观点下展开的。“立言”主要是指在思想上能使人积极向上的思想的表述“修辞立其诚”是《周易》里孔子为解释乾卦的九三艾辞所说，至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在这些思想的统帅下，先秦诸子的修辞学讨论的重点则放在修辞的重要性、修辞应遵循的原则（慎言）辞格的运用等方面。只有墨子讲究推论，韩非子、鬼谷子讲究揣摩听者心理先秦诸子关于修辞学的讨论，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刘冠才《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学家修辞观之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亚里士多德与先秦诸子在修辞学上的差异，并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秦诸子修辞学对中国历史的意义。
材料一 “信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多表述为“诚信”。在中国古代，作为伦理准则的诚信，适用于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诚信的实现要依靠“上行下效”，依靠榜样的力量。诚信是由社会舆论和个体内心信念保障实施的，如果不履行道德义务（如对君尽忠、对父母尽孝、对朋友诚信等）就会失去面子，不仅会受到他人谴责，而且会被人群疏远从而失去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对于背信之人的惩罚，无需借助法律手段。诚信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甚至成为治国之道，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
——摘编自王玉花、宋桂红《谈中、西方文化中信用的观念》
材料二 西方传统信用文化认为个人自由是缔结契约的前提。“信”是适用于“陌生人”之间的原则，是体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方面，人们普遍认同诚信观念的经济价值。罗马法中已建立了相应的诚信契约制度。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西方信用文化带有法律和秩序的属性，能够起到协调人际关系、净化经济活动运行环境的作用。
——摘编自李新庚《信用理论与制度建设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与西方在传统“信用”文化上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西方传统“信用”文化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1652年咖啡传入伦敦，到1663年伦敦有80多家咖啡馆。咖啡馆首先出现于城市中心，一开始就成为社会精英的聚会场所，是商业信息的来源，是文学素材和灵感的源泉，也使人们在共同话题的探讨中交上志趣相投的朋友。到18世纪，咖啡馆也成为中下层民众的会所。因为共同的兴趣和地位，英国咖啡馆分化为文学交流、学术和科学交流等各种咖啡馆。17—18世纪的英国“报刊革命”中，报刊涌入咖啡馆，作为书报阅读之地，咖啡馆对顾客的恶行有严格限制。
——摘编自张佳生《从啤酒馆到咖啡馆：近代英国公共空间的文明化》
材料二 咖啡馆在近代上海城市生活中承担了复杂的社会功能。咖啡馆最初为适应外侨休闲和聚会而设立，在建筑装饰和品饮方式上都体现了异域特色，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生活方式的窗口。随着咖啡馆的发展，它逐渐成为上海市民多维活动的公共空间，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炫耀性消费、商贸洽谈和政治谋划的舞台。上海咖啡馆在近代发展中形成了规范营业和协调矛盾的同业公会，政府也通过对咖啡馆价格、营业时间等方面的管理将政策推行到市民的日常生活。
——摘编自陈文文《1920—1940年代上海咖啡馆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7—18世纪英国咖啡馆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上海咖啡馆的功能并做出评价。
材料一 我国古代基层社会在秦汉时期已形成“官、绅、民”三种力量格局。传统中国社会的乡绅是国家权力体系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者，自觉塑造乡村风俗和承担维持社会治安的责任。
一方面，“家国同构”式的、“国家渗透社会”的古代社会形态形成了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两种力量，即官僚制与乡土秩序。乡绅之治是国家权力在地方的延伸，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通过察举、科举等方式将文化权力转变为政治权力。乡绅之治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文化权力政治化的结果，是附属于专制王权阶层的。另一方面，乡绅之治也是乡村平衡国家权力无限渗透的天然屏障。社会中如果没有同国家权力抗衡的自治组织或团体，国家就会通过层层官僚机构将偏离于公共利益的强权意愿直接贯穿到社会底层。中国古代乡绅，尤其是本籍乡绅，相近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使其带有强烈的情感和身份认同，成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的主导者。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
材料二 英国乡绅的产生得益于为加强王权、巩固中央集权进行的封建制改革。国王启用乡绅治理地方的目的是强化王权，乡绅与国王、大贵族之间均存在依附关系，但在执行王室政策、法令的同时，自身利益与地方利益使得乡绅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形成“乡绅自治”。这是英国传统地方自治的体现，也是近现代英国地方自治的基础。乡绅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主要通过担任治安法官来实现，治安、刑事司法、税收等体制都因治安法官权力的逐渐增大而被纳入其中。由于乡绅是治安法官的主体，担任治安法官成为乡绅发挥地方影响最佳途径，而治安委员会更是乡绅群体议事、处理地方事务的自治机构。长期以来，乡绅占据议会下院的主体，下院是乡绅获得国家政治话语权、维护自身与地方利益的主要阵地。经过英国19世纪的宪政改革，乡绅在政治上的影响逐渐衰落，但并非被彻底“消灭”，更多的乡绅在英国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中转变身份。
——摘编自顾荣新《英国乡绅与英国宪政关系简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乡绅之治”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英国乡绅政治的演变趋势。综合上述材料简析中英两国乡绅之治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为了实现人的无限潜力，近代西方高度赞扬行动、自信、斗争和人的活动。政府和社会为此提供了有效的条件——自由、日益增多的平等机会、自治政府、公众精神、公平正义——以方便个人 能量的发挥,并引导他们实现集体目标。政府鼓励而不压制个人具有积极意义的自利行为，因此公众和个人的利益相得益彰，所以当英国为人类潜力的发挥培育了思想、价值和提供适当的环境时，当它提高了其国民的才能、智慧及道德水平时，它就变得富足而强大了。
材料二 在严复所有的论著中， 其核心观点是中国和近代西方的根本区别在于两者对人的能量的不同态度......(中国)传统统治者为了便于控制国家，一直尽力使老百姓处于无知虚弱的状态。为了保持稳定，他们贬抑竞争和革新，训诫老百姓遵循祖制。他们鼓励节俭,反对发展财富。他们崇古贬今。他们反对积极进取，推崇知足。为了防止造反，他们向老百姓灌输温柔顺从习性的思想。
——均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传统统治者、近代西方对待“人的能量”的态度，并简析其各自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中国传统统治者、近代西方对“人的能量”的态度所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这些驰道宽22米，路基高厚，以铁锤夯筑得坚实平稳，还在道旁栽种了树木。公元前212年，命令蒙恬主持修建了一条由咸阳向北的“直道”，经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全长900余公里。后在云贵地区修“五尺道”，在湖南、广东等地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汉武帝继续了秦朝的政策，修建公路以方便各地间的商业和交通。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二 同中国一样，罗马人也是通过建设运输和交通网络完成帝国一体化的。罗马的道路有很深的路基，路旁有围护、排水渠，路面铺设了大块平坦的筑路石，主路宽6—8米，可供双向车辆同时行驶，蜿蜒的山路也有2—3米宽。沿路设置了驿站。公路连接了帝国的各个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公路全长2500公里，沿东北边境从黑海一直通向北海，与多瑙河和莱茵河平行。一条长4800公里的路与北非海岸线平行，许多支线直插南方，商人、士兵通过这些支线可深入撒哈拉沙漠。在地中海地区，罗马人新建了一些道路，方便了这一地区的旅游和贸易。还有一些公路从地中海东部的城镇和港口一直通到帕尔米拉——这是亚洲中心通往西部的最主要的商站。据估计，罗马道路的总里程超过了8万公里。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在道路修建上的异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能够在广大区域修建道路的相似条件和积极作用。
材料一 1688—1783年，英国社会拥有一个易于伸缩的社会分层系统，但社会流动日益加剧。贵族阶层的开放是单向度的，社会的中下层几乎不可能成为社会上层的一员，主要是允许贵族家庭成员向下流动。贵族财产的衰落常常把他们的儿子推入工商业领域，这样贵族后代变成了商人。人们靠从做学徒开始进入中间阶层，出身贫寒的人通过学徒制上升为企业主，甚至成为绅士。英国社会越来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从事商业和法学、医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士的重要性迅速增加，他们由此获得较多的财产、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权力。中间阶层的人数迅速增加，重要性日益增强，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阶层。英国社会上层和中间阶层中有些人逐渐向工资劳动者靠拢，农村家庭农场主的破产和消失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多数转化为工资劳动者，逐渐向无产阶级过渡，为新社会准备了一个重要的部件。英国社会的流动机制使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连接成一个整体并在此基础上联合前进。
——摘编自舒小昀《18世纪英国社会流动分析》
材料二 晚清时期科举制出现严重弊端：一方面，科举制下培养的大多数人思想僵化，往往成为早期现代化阻碍力量。另一方面，科举制虽难以容纳向上流动的庞大社会群体，却吸引了广大文化层次较高的社会成员的参与，这就导致社会实业领域人才缺乏。科举制废除后，社会流动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由于新式教育制度的勃兴和科举考试束缚的消失，向上流动的社会成员以新式教育为中介，获得了新的政治、经济、教育、工商、科技等适应社会结构变动需求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他们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具有一种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救世意识。科举制的废除，使得“功名”身份不再是判断人们社会地位的唯一重要标志，社会各界从业者的社会地位由此也得到了提高。于是，不仅是入仕，包括经商、从军等也成为人们谋求向上流动的选择。社会流动的改善，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准备和提供了大量的、多样的人才，加强了社会活力。
——摘编自伍茂春《科举制的废除及社会垂直流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社会各阶层在社会流动中表现出的特征，并简析英国社会流动加剧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显著变化。综上所述，谈谈你对合理的社会流动的认识。
8 . 材料一 英国是世界现代政治制度的滥筋，其“四大文明”（代议制、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两党制）不但为世界政治文明做出了贡献，其渐进式政治改革模式更是确保了英国三百多年的和谐发展。……《权利法案》前的暴力革命为近代英国宪政改革奠定基础。……1689年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主权，限制了国王的权力，英国逐步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随着工业革命深入发展，新兴的企业主和中产阶级取得更多议会席位，确保了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稳定和经济迅速发展。……1969年的《人民代表选举法》规定，凡年满18岁的公民，依法均享有选举权。至此，英国自由、平等的普选制才真正确立起来。
——摘编自阁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尽管宪法产生的历史条件、生长的社会环境有很大不同，宪政的具体模式和实现机制可以千差万别，但宪政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却是一以贯之的。鸦片战争的狂风暴雨，深深动摇了古老帝国的根基，也唤醒了天朝上国的速梦。随着满清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渐加深、军事外交的接连失败，以及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与解体，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当时中华民族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宪政，这一西方的近代文明之物，被视为一剂救世良方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也由此拉开了宪政中国化的序幕。虽然宪政运动在近代中国潮声涛起、风起云涌，但却始终如雨打浮萍，命运多舛，终究未能在这块异地他乡安身立命，“宪政”也由此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未竟的话题。
——摘编自苗连营《世界宪政文明体系里的“中国色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概括英国宪政的发展历程，并说明英国宪政发展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兴起的背景，并分析制约近代中国宪政发展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英国是最早进入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职业技术教育是在大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853年，英国政府成立了负责中等教育和技术教育的专门机构科学和艺术局，对实施科学和艺术教育的学校提供资助。1856年，皇家艺术学会成立，开始组织科学及贸易课程的考试。从1860年开始，科学和艺术局实施了科学教育考试计划，制定了教学大纲。这是英国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开端。1881年成立了皇家技术教育委员会考察西欧各国职业教育，1887年成立全国技术教育促进会。1889年和1890年先后通过《技术教育法案》和《地方税收法》，为职业技术教育提供了相应保障。此后，英国职业技术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
——摘编自张斌贤《外国教育史》
材料二 自同治五年设立福建船政学堂以来，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具有实业教育性质的洋务学堂。这些学堂以培养近代专门技术人才为目标，学科主要为军事技术、工矿电报以及外国语类。甲午战败，洋务学堂为实业学堂所替代。此时农、工、商、矿学堂设立较多，特别是在官方主办的学堂之外，民间资本也创办了一批实业学堂。学堂科目的设置也多为与国计民生、民族资本主义相关的工矿技术、农业、纺织、林业、兽医、商业等。清末实业学堂上承洋务学堂，下启民国初期的职业教育，可视为近代职业教育学肇端的代表。但是，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多种原国，清末实业学堂困难重重。
——摘编自葛孝亿《中国近代早期职业教育的命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实业教育兴起的背景，并说明中国近代实业教育的积极作用。
（3）结合中英近代职业教育的不同发展命运，谈谈给你的启示。
材料一 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超出了旧的经济制度所能够承载的范围；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新式出版机构与介绍西方知识的图书增多。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仅靠教化的作用和世道人心的固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洋务派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所采取的解决之道，客观上越来越背离儒家的治国之道，虽说洋务派非有意为之，但它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国传统的一元文化模式逐渐解体。
——摘编自齐艳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文化基础研究》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一元文化解体的时代背景及其带来的影响
材料二 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状况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现代社会不再像传统文化那样去追求正义与美德，相反，享乐主义与纵欲主义、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大行其道。个人意志强加于人，单边霸权凌驾一切。……为了克服和弥补人性缺陷而所做出的各种尝试和努力，一场旨在“克制人性放纵、构建和谐社会”的至善主义文化运动正在悄悄开始。这和当初中国的孔子及其弟子所发起了一场同样性质的，以克己复礼为内容的文化运动有类似之处。
——摘编自《论现代危机的根源》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主流价值观在古、今有何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克服当今西方主流价值观的缺陷？说明理由
材料三 王守仁是弘治时进士，历官南赣巡抚、南京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受封为新建伯，谥文成，从祀孔庙。他一生经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面对社会危机，深感于“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已到了“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所以决心要寻求一种能使天下事势“起死回生”的良方。他以为当时读书人沉溺于理学，只作为饵名钓誉之阶，无补于社稷安危。他力求建立有效的统治学说，提出与朱熹理学相对立的主观唯心论的理论，著成《传习录》《大学问》。继承和发挥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观点，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他认为一切事物都产生于人心，是人心发生的意念活动的结果，没有心就没有客观事物，所以心是宇宙的本体，是第一位的，从而形成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和心学体系。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四 路德是神学博士，威滕贝格大学神学教授，威滕贝格修道院院长。1510年，他带着虔诚的心情朝拜罗马城，看到的事实却是一片腐败。他痛感个人无力无助，再研读《圣经》，发现保罗的训诫有“义人必因信得生”；《福音书》中说，耶稣基督之死已经代替人类在上帝面前赎罪，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还有基督教义的平等精神。他顿觉彻悟，认为信仰的唯一依据是《圣经》，罗马教廷的一整套制度和神学理论已经背离了基督教教义。此后他开始倡导“因信称义”，认为信仰的本质是内心活动，而不在于形式和行为，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基督徒在上帝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可以通过《圣经》直接和上帝对话，不用神父做中介。这就否定了教会的权威。
——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3）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王守仁和路德思想产生的背景。
（4）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种思想的相似之处和不同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