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一   东方和西方在词源上最早源于拉丁语，在罗马帝国时代的行政管理中就开始使用。罗马人以罗马城作为世界中心坐标，以西为西方，以东则为东方。罗马人所指的东方包括西南亚洲和东北非洲，这些地区作为罗马的行省列入帝国版图。……后来欧洲人心目中的东方世界的范围日益扩展，从西亚、北非、南亚到东亚，最终囊括了整个亚非地区。

——摘编自任霏、杨文雅《东西方概念的溯源与界定》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冷战期间，“西方”与“东方”逐渐演变并日益固化为具有特殊内涵的国际政治词汇。“西方”一词成为凝聚并体现美国与西欧政治、经济及文化含义的复合体。在政治上，它被贴上了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观标签；在经济上，它同生活富裕画了等号；在文化上，它指以基督教主要是新教和天主教文明为核心。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竭力给非西方国家贴上“威权”“专治”“落后”等标签，借此凸显他们自身的优越感。受冷战大环境的影响，中国人还是会把西方同资本主义的剥削和邪恶本质联系在一起，

——据任霏、杨文雅《东西方概念的溯源与界定》等整理

材料一   为解决长期以来妇女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增加妇女的政治代表比例、促进政治民主和公平，国际社会中通常采用性别配额制的选举方法，在以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为代表的公约及妇女运动的努力下，包括联合国、各国议会联盟、欧盟理事会等纷纷呼吁其成员国在选举中妇女占比至少达到30%。英国的性别配额制首先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社会民主党选举中，为在大选中赢得更多的席位，1993年工党首次正式确认采用性别配额制，英国国内其他政党基于自身利益也在积极响应。

——摘编自谢飞先《英国议会选举性别配额制的发展动因分析》

材料二   1978年，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妇女问题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实现妇女彻底解放的金光大道。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恢复，妇女需要合法民主的渠道进行政治参与与政治监督。在1978年到1995年间，我国县、乡级妇女组织分别达到2810个和65145个，广大基层妇女开始逐渐走向政治舞台，积极主动参与县、乡基层组织的政治事务管理；1990年，中国共产党员性别构成中妇女约有70多万人，占总数的14.5%，城市女党员人数高于农村；根据调查发现，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的一般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中，1982年妇女占24%，男性占76%；1990年，妇女占26%，男性占74%，且半数以上省市区都选拔了妇女高级知识分子进入领导班子。

——摘编自张茜《改革开放初期妇女政治参与研究(1978~1995)》

材料一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起自秦汉，后不断发展繁荣。宋太宗时,东南亚阇婆国进贡的物品中，有“杂色丝绞三十六段，吉贝织杂色绞布五十六段……杂色绣花销金丝绞八段”。 15世纪，意大利丝织作坊以仿造中国丝织图案为时尚。17世纪初，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记曰：“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 到了清代，中国丝绸外销品适应欧洲华丽繁复、精巧柔媚的洛可可风格，将中国文化与西方元素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制产品。明清时期，葡萄牙、西班牙为了以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换取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开辟出从中国东至日本、西至东南亚、印度、欧洲及经东南亚的菲律宾前往拉丁美洲，再转至欧洲等数条重要航线。

——摘编自王兰兰《海上丝绸贸易对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后，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称谓，始由近代初期的“夷学”，发展到“西学”，及至“新学”。通过向西方学习，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嬗变，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的，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近代文化。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新生的过程。

——摘编自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谋求发展新动力》（2017年5月）

材料一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这些精通天文历算的传教士用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并结交了徐光启等士大夫官僚。徐光启不仅向利玛窦学到了许多西洋科学知识，还在中国传统科学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科学成果与思想方法，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主张。明清易代后，康熙帝不仅亲自向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知识，还在畅春园开设“蒙养斋”，精选一批八旗、汉人子弟学习数学。康熙帝对西学的热情甚至扭转了部分士大夫的学术宗尚，使研究、传播和运用西学成为清初的一时之风。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学首先在林则徐、魏源等思想敏锐的士大夫中传播。他们介绍西方的《海国图志》等著作虽弥足珍贵，但对社会影响力很有限。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教育界也吹起了改革新风。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设了英、法、俄等外语以及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等课程。此后，西式学堂在华夏大地竞相出现。甲午战争后，激愤于列强瓜分中国而发动的百日维新虽短时而败，但“智慧骤开，如九流沸腾，不可遏抑”，维新志士们以进化论来论说变法的必要和紧迫，以自由平等的启蒙学说来阐释君民关系的新理念。中华文明由此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

——摘编自刘勇强编著《集成与转型·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精神文明》

材料一   商周时期，王者立四时之序而化天下。《礼记·月令》记载了周天子一年四季的礼仪活动，当时许多风俗由专职官员负责。秦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更把传统节日变成了转移阶级矛盾视线的手段。中国的节日基本上是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进行。春节雏形是庆丰收；“清明前后，种瓜种豆”；七夕节反映了中国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模式。除夕全家守岁，清明祭祖扫墓，端午系五色丝、涂雄黄，七夕看牛女相会，中秋团圆，重阳把出嫁的女儿接回。在现代社会，传统节日仍以家庭为组织进行，新节日则以单位和学校为主组织进行。

     ——摘编自秦永洲著《中国社会风俗史》

材料二   西方国家，虽有类似中国全家团聚的重大传统节日如圣诞节、新年、感恩节等，同时“‘狂欢’‘新奇’‘神圣’‘浪漫’等是其节日精神的主要内核”，注重“情感宣泄”，有“较强的娱乐性”。如狂欢节是基督教“谢肉节”的世俗化称呼；情人节是纪念名叫瓦伦丁的基督教殉难者；万圣节是为了纪念教会所有圣人；圣诞节是基督教为了纪念耶稣诞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中国人欢庆并无中国文化渊源的圣诞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等西方节日，同时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也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接受。2007年春节前夕，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贺词中说：“2月18日，我们将欢度中国新年。”

       ——摘编自唐小晴《中西方传统节日文化比较分析》等

材料一   在16世纪—20世纪初的世界近代史历程中，现代化经验大多来自西方，西方化也由此被塑造成人类现代化的代名词，然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这种神话正在被打破，人们正在更加全面地认识西方现代化。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固然有其共同特征，同时西方国家内部的现代化进程也存在较大差异。尽管现代化始于西方，但现代化道路绝非西方“专利”。西方现代化建立在对非西方的掠夺和控制基础上，其历史黑暗面永远难以抹去。从原始积累时期通过圈地运动剥削农民，到机器大工业时代剥削工人；从寻找新大陆、建立贸易据点，到大规模殖民、建立跨洋帝国，西方现代化展现出恃强凌弱、泯灭人性的掠夺本质。

——摘编自戴维来《世界现代化道路绝非独尊西方》

材料二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开拓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迈向更高台阶；丰富了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为其他还在探寻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提供了更多可能。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定式，开辟了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多元性。

——摘编自任保平任欣怡《中国式现代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材料一   古代罗马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体育文明。角斗是古罗马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征服地区的奴隶可通过角斗获得法律上的自由。与此同时，罗马平民通过角斗还可以获得法律赋予贵族头衔或免税特权，“力大无比”者被称为“最勇敢的斗士”。这也成功吸引了大量包括皇帝、贵族、骑士在内的参与者，竞技体育成为一种覆盖全国、各等级民众的休闲方式，随处可见的竞技场也成为罗马人社交、谈论政治，表达诉求的重要场所。年轻士兵常以木制弓箭操练射靶技术，训练铅球模拟战场上的石块投掷。诗人维吉尔说：“记住，罗马人！这些就是你们的技能，通过你们的帝国统治万邦，维护和平。”

——摘编自刘欣然《古罗马角斗体育竞技研究》

材料二   先秦体育在我国古代体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而且把“射”（射箭）和“御”（驾车）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射礼的参加者对弓、箭、靶和用以伴奏的音乐作了严格的规定；荀子对身体的认识讲求“礼”，将“气”构建在“礼”之上，并认为形体美是父母给定的，而不是后天练就的，将“勇捍果断、聚众帅兵”与强力、技能有关的德性列为下德，体育运动首要任务不是争取胜利，或者并不鼓励只争取胜利，而是在竞赛中实现道德的修炼。先秦时期还把以柔克刚的舞蹈和导引功普遍用于剑术、拳斗、角力、相搏等体育娱乐活动，这些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摘编自郑淑媛《先秦儒家的精神休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