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希腊化时代思想观念的交融 | B．文艺复兴前反神学思想的萌动 |
| C．科学革命后形成新思维方式 | D．宗教改革动摇了罗马教廷权威 |
| A．罗马帝国境内商业贸易空前繁荣 | B．经济发展导致西欧的城市兴起 |
| C．拜占庭帝国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 | D．征收重税影响东西方之间贸易 |
20世纪以前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稷下学宫”这个概念，部分专家考证，现在能查到的最早的“稷下学宫”一词来自1944年郭沫若写的《庄子的批判》一书。结合文献和目前考古勘探发掘成果来看，多数学者认为齐故城小城西门外侧建筑基址群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稷下学宫”。
下表为历史文献中关于“稷下学宫”的记载
| 西汉《史记》 | “高门大屋” |
| 西汉《盐铁论》 | “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极下先生千有余人。” |
| 东汉《中论》 | “昔齐桓公田午（前374—前357在位）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 |
| 北宋《稷下赋》 | “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
| 北宋《太平寰宇记》 | “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 |
①县志对还原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②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③民众支持清政府抗击英军的斗争④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具有自发性
| A．①② | B．①④ | C．②③ | D．③④ |
| A．占卜活动影响天文 | B．呈现出一定的人文精神 |
| C．早期民本思想孕育 | D．农耕生产盛行精耕细作 |
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2)依据以上材料，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华”一词内涵扩大的过程及意义。
| A．在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交融 | B．直接和东亚进行商品贸易 |
| C．促进津巴布韦国家的兴起 | D．商业活动促进了文化交流 |
材料一 汉唐时期，有记载的研究《论语》专著约百部。而两宋时期有250余部。《论语》是北宋文人必读经典之一。深受重视。他们虔心研治儒学，成就了北宋《论语》注疏的辉煌局面。两宋对于《论语》的注解。不再局限于此前的章句、训诂、名物等。而 开始注重对其义理的阐发与分析。都体现出诠释义理的深度。代表作有程颐《论语解》、朱熹《论语集注》及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等。《论语》学的发展蔚为壮观。
——摘编自刘亚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流传研究》
材料二 4世纪后期。《论语》传入日本。7世纪。日本最早的宪法中多条目直接出自 于《论语》。大化改新时的教育机构中《论语》被定为必修书目。《万叶集》《源氏物语》 等作品均引用了《论语》的话语。9世纪。祭拜孔子与孔庙合法化，宫廷首开“论语讲 筵”。18世纪，朱子学在日本取得官学独尊地位。政府和民间初等教育都以《论语》为教 材。近代日本企业家利用儒家伦理。为其追求利润找到合理的理论依据。从17世纪开始 《论语》等中国儒家经典传入欧洲。中国儒家不依靠宗教力量、以伦理道德支撑社会发展 的思想体系，成为欧洲思想家们学习的对象。其中伏尔泰尤其引人瞩目，他认为中国“在 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对《论语》译介 与研究兴盛，译本越来越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之一。《论语》也在当时成为世界第二大畅销出版物。
——摘编自馆冈邦雄《<论语>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1)依据材料一，概括宋朝《论语》研究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原因。(2)依据材料二，简述《论语》对外传播的影响。
| A．实现了对基层组织的有效治理 | B．有利于提升地方官员文化素养 |
| C．促进社会群体共同意识的凝聚 | D．为赏罚官员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
材料一 史料一 《周礼》记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
史料二 图中绘有山脉、河流、居民点，着重标出了9支军队的驻地、军队番号、防区界线、军事设施和行动路线。图幅中部的三角形城堡，是各支驻军的指挥中心。指挥城堡后面注有“甲钧”“甲英”的地方是军队武器、粮草的集聚地。
史料三 《晋书·裴秀传》记载，裴秀曾提出制图六体：一为“分率”(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道路距离)，四为“高下”(相对高程)，五为“方邪”(坡度起伏)，六为“迂直”(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
材料二 东周时期地图多用于献祭或军事功能。《禹贡》中地理区分五服，不是按照自然条件划分的，而是按政治地位划分。秦朝地图是行政管理文牍的一部分，地图和其他档案资料有助于保证各种典章制度延续传承。汉代以来，朝贡国的贡品中常常有地图，作为臣属的标志。汉代以后，地方各级政府都定期向中央造送地图。古代中国地图多山水图画式，且图很少，多文字注解。即使后来方志地图多了起来也是为了辅助文字说明。古代中国并没有专门的地图测量官员，即使涉及到地图绘制的定量技术，也多是借鉴天文学、水利学和农学。
——摘编自(美)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中国古代地图测绘的历史，分别指出其史料类型和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地图发展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