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的一种共同的精神品质。它集中反映民族的禀赋、个性与气质，是该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初以“国魂”来指代“民族精神”。1899年，梁启超《中国魂安在乎》一文将中国魂的实质视为“爱国心与自爱心”，也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尊自强的品质。这一时期，“国粹、立国精神、国族精神”等词语也曾被用来表示“民族精神”这一概念。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民说》，从公德、进取、权利、自由等方面论证民族精神应该包括的新民特性，希望通过培养具有近代国民意识的“新民”，达到“重塑国魂”的目的。1904年《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民族精神论》一文，是目前所见最早以“民族精神”为题的文章，作者将民族精神的发挥与民族的兴衰相联系，迫切盼望中国人拥有自己的民族精神。

1912年，梁启超提出“国性”的概念。把语言、文字、思想等代表民族文化的“国性”视为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民族精神”。严复强调忠孝节义“实为国民之特性”，为立国精神之所恃。其主张被企图复辟帝制的当政者所利用，导致了人们对传统文化中腐朽思想与愚昧观念的猛烈批判。陈独秀、胡适等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民主、科学、自由成为中国近代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精神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界提出民族复兴的本质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复兴民族文化与发扬民族精神密不可分，论证中华民族不畏强敌的抵抗精神和热爱和平的根本特性，并将发扬民族精神直接与动员民众抗战热情的历史使命相联系，使民族精神对于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使抗战成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真正实现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中华民族的观念得以在民众中牢固树立起来。

——摘编自唐海涛《近代中国对民族精神的探索》

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后，知识分子还遵循北宋以来逐渐形成的金石学传统，将“金石”类文物作为研究材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类文物包括青铜器、石刻碑碣以及简牍、封泥等带有文字的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可供人鉴赏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审美和历史价值。多为私人收藏，具有较强的私密性。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提出要发挥文物开启民智的作用，就必须让民众与文物近距离接触，也就是仿效西方创办博物馆，提倡文物公有。康有为还强调国人应重视文物搜集，“以考进化之据”，“以证吾国之文明”。张謇也提出了类似主张，并于1905年在江苏南通建立了中国人自建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梁启超强调了地下埋藏物对研究历史的重要性。五四运动后，国人文物主权意识不断高涨。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中国考察时“拟用飞机将所得之材料运往外国”，此举立即遭到学术界的强烈反对。北京学术界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要求采集物“绝对不得运出国外”。20世纪20年代以后，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推翻了西方学者“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

——摘编自臧志晗《中国近代文物观念演变简史》、李建《民族觉醒下近代中国文物保护思想的嬗变》等

材料一 1660年11月英国皇家学会成立。皇家学会的学术活动主要是举办科学研讨活动，在讨论中加深对科学的认识。皇家学会1665年创办刊物《皇家学会哲学学报》，主要刊登会员的论文、研究报告等，世界上很多重大的发现和发明都在刊物上发表过，如牛顿力学原因、哈雷彗星等。学会设立12种奖章、8种奖金等，表彰人们在科学上的发现。享有皇家学会会员资格，就有较高科学荣誉，成为全世界备受敬仰的科学杰出人才，如牛顿、法拉第、达尔文、爱因斯坦、霍金等。

——摘编自吴海涛《近代西方科学组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作用分析》

材料二 牛顿生于1642年12月25日，他的父亲于三个月前病逝，家境贫寒。1661年6月牛顿进剑桥大学，当时剑桥大学的纨绔学生流行喝酒、打牌，称这是“单纯的娱乐”。牛顿是个穷学生，母亲存的钱只够付学费，他必须做老师实验的助手，才能赚取生活费。亨利·摩尔是牛顿的老师，他发现牛顿每学期开学以前，先利用假期，将要上课的所有课本都看完，等到上课时，牛顿已经在看比那门课更进阶的研究报告了。

——摘编自《牛顿的生平与信仰》

材料三   1665年，牛顿大学毕业。1669年，27岁的牛顿当上了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在哈雷的鼓励下，牛顿全力投入写作一本著作，系统总结他关于动力学和引力问题的研究。花了不到18个月的时间，科学史上最伟大的一部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简称《原理》）于1686年完成。《原理》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宇宙体系，说它开创了理性时代也不过分，因为正是从这里，人类思想获得了可以用理性解决面临的所有问题的勇气和自信。

1689年，牛顿代表剑桥大学当选国会议员。……1703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主席，以后连选连任，直到去世。

——摘编自吴国盛《科学的历程》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繁荣期，“每一交易，动即十万”，货币需求量大增。在与日本、朝鲜、东南亚、南亚、阿拉伯等地区的海外贸易中，大量铜币流向海外。钢币还大量流入北方各族，“北界（辽）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为克服铜币缺乏之困，川陕地区使用铁钱，“民苦转贸重，故设法书纸代钱，以便市易。”从而出现最早的纸币交子。随着元对宋的统一战争的进行，元政府确定以中统钞回收南宋纸币，统一钞法。无政府强令，凡州郡国土及宗王所辖之地，莫不行钞。到元代后期，由纸币承担起主币的职能。元代汉藏商人的贸易，即所谓茶马互市就很活跃，元朝政府设置榷场，令民携带金银兑换成钞，并通过各种财政支出推行纸钞。元末，大量印制发行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民怨沸腾。

明清时期，随着国际贸易发展，大量产自美洲等地的白银流入中国，一举成为主币。明清时期的农民把收获的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以换取白银向官府交纳。匠户以银代役，使工匠获得独立经营手工业的条件。中国精美的丝瓷等商品大批输往海外，一个以白银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网络逐步形成。

——摘编自《从铁钱到银两：两宋金元纸币的价值基准及其演变》《纷繁不稳的明清货币》《元代纸币在西藏地方流通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