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梁启超指出：“所谓联者（与外国妥协），又非平时结之，不过临时而哫（阿谀奉承）之。”认为李氏并非全然不知“以夷制夷”的不妥，皆因危若累卵的政局，“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时也”。同时批评李鸿章洋务、军事及外交失败，关键在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事，不知政治之本原”。

——摘编自梁启超《李鸿章传》（1901年12月）

材料二   资产阶级革命派称李鸿章外交犹如汉奸之变相。1907年，《民报》刊发大幅讽刺性政治漫画，并在画下注明“过去汉奸之变相”，李鸿章赫然在列。1918年费行简以秦桧“卖国”比拟李鸿章，称“俗论拟之为秦桧，子不敢议其过刻也”。

——摘编自《民报》、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大陆相关著述有梁思光的《李鸿章卖国史》（1951年），胡滨的《卖国贼李鸿章》（1955年），章回主编的《李鸿章》（1962年），王天奖、李国俊的《尊孔派和卖国贼——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1976年）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着李鸿章“误国”“卖国”论题展开了学术理论辩驳。欧阳跃峰认为李氏“和戎”外交（与外国妥协）是在对中外大势及敌强我弱清醒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谨守条约”并不排斥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且是权宜之计，绝非长久之策。林璧属认为，评价李氏的标准歧异导致评价结论歧异，近年李氏研究过程中渗透着情感因素，其结果导致李氏外交行为的责任难以评判，历史评价的普遍性原则没有得到尊重。

——摘编自盛海生、欧阳跃峰《百年来李鸿章外交思想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