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50年的英国，家境殷实，发财心切，“人们都在为了市场销售而努力生产”。他们的逐利本能，指向“廉价与简单”；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很快被抬进纺织厂。他们的利益诉求，直接影响议会；于是政府顺水推舟，沿用旧制度，应付新问题。假如说土地兼并与新教伦理为英国打下工业化的基础，那么“亦商亦战的海上力量”则是其腾飞的重要支柱。可以说：“英国工业经济，是从其与欠发达世界的商业交往中成长起来的”。工业化后的英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下降；城市人口逐渐超过全国总人口的50%；“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煤烟尘和水蒸气的结合也使伦敦成了世界著名的“雾都”。工业化改变了英国自身面貌，也大幅改写了国际地缘政治。

——摘编自赵一凡《英国现代化奇迹》

材料二   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摩擦、矛盾时有出现，并面临着经济封锁等联合敌对行动。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放宽了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的限制，富农阶层和耐普曼阶层(资本主义分子)逐渐崛起，并引发一系列社会冲突。1925年，斯大林指出要“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全力推进我国工业，从而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1926 年起，苏联通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发行“工业化公债”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满足工业化的粮食供应和资本积累。工业化开始后，苏联一面加强对经济的计划领导，一面着手在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与改组，最终形成“部——总管理局——企业”的部门管理体制。在13年的工业化期间，苏联重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39.5%上升到1940年的61%，其代价则是农业经济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同时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

——摘编自陆南泉《斯大林工业化道路再认识》

材料一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一隅，面对台湾海峡，背靠武夷山脉，形成对内封闭、对外开放，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并且气候温暖，雨水充沛，自然物产丰富。正由于此，福建古代战乱少，社会较为安定。自汉到宋，在福建移民史中，主要有“官府移民”和“民间移民”两大类。历代统治者重视对闽地的征讨，留下官府移民。在武力控制下实现了武人统治向文治的州县地方政权的转换，也为受战乱影响的北方流民移民到闽创造了条件，两者共同促进了福建地区的开发。宋朝以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和商业异常兴旺，出现了经济商业中心——泉州。明清时期，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福建已基本开发完毕，在人口饱和的情况下，促使福建人民向外省和海外迁移。

——摘编自王宜强《福建移民开发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文化响应》

材料二   自1880年开始，美国接收了数百万犹太移民，费城也凭借自身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工业优势吸引了大量犹太移民。犹太移民不断创新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也积极地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并逐渐发挥了自己的价值和作用。第一代犹太移民主要从事服装制造行业，还有一部分犹太人善于经商理财，犹太银行随之在费城蓬勃发展。第二代犹太移民后裔在普遍接受高等教育后，开始向上流动成为中产阶级，他们对费城乃至美国的政治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见解，甚至在一些领域属于领军人物，一些犹太妇女还投入到工人运动中。犹太精英在费城和纽约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文化机构，比如犹太神学院、犹太出版协会、美国犹太历史协会……犹太人在推动美国电影、出版等行业发展上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摘编自王梦晨张淑清《费城犹太移民研究（1880~1924）》

材料一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1582~1644年为初步发展阶段，1644~1722年为发展和繁荣阶段，1723~1795年为日趋衰落阶段。一批诸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远西奇器图说》《火攻挈要》等关于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地理学等书籍传入中国。顺治初年，清政府任命德国耶稣会会士汤若望为钦天监负责人。传教士主要是以个体或小群体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中国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和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等来往密切，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此后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喜读经世致用之学。同时，使中国知识界认识到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出于对神学的偏见，一些反映近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如从伽利略到牛顿的科学体系，以及培根、笛卡尔的思想方法等均未能传入中国。当时西学的传播局限于中国社会的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圈子里），入清之后，甚至更囿于宫廷之内。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二   16~18世纪，代表中国精神文化的儒家经典、文学作品被传教士译介到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历史现象被学界称之为“东学西渐”。当欧洲的工业革命尚未开启时，在传统社会的框架内，西方国家很难战胜中国。这迫使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能重复在美洲的武力传教。与此同时，依附于传教活动的文化交流，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中国文化才能走进西方，并被正面接受，而未遭受歧视。传教士除了译介大量代表中国文化的文本到西方外，还按照耶稣会制度要求，定期以书信形式向总部汇报传教情况，这些书信的内容也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当时欧洲强烈需要借助外部因素冲破旧社会藩篱、摆脱教会束缚、批判封建专制并建立开明统治。为达到上述目标，欧洲人将目光转向海外，最后聚焦于“高于欧洲的中国文明”，期待从中汲取发展的力量，在有关中国的文献中寻找他们所需的材料，并对此加以阐述、积极推广传播，为自己社会的改革创立理论，制造舆论。

——摘编自郑朝红《16~18世纪“东学西渐”重探：动因与启示》

材料一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北部湾地区设立了合浦、九真、交趾和日南等郡，并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北部湾地区的合浦郡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而尽显繁华，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区域，在中国与东南亚等地进行的直接或间接的丝绸等物品的贸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是史书中有关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从北部湾出发的最早记载。

——摘编自廖国一《从北部湾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述略》

材料二   北宋时期，政府派使节到海外国家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王安石变法之后，海外贸易地位进一步提升。元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发展也非常重视，尽管出于政治需要，元朝曾有4次“禁商泛海”，但元朝政府很快就恢复了海外贸易政策。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主要有两条，即泉州、广州口岸→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斯里兰卡→印度→波斯湾；扬州或宁波口岸→东部海岸→朝鲜和日本列岛。元朝首次开辟了从中国南海通往大西洋的航线，使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路 线大为拓展，其范围超过了之前各个朝代。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

——摘编自于国方《海上丝绸之路》

材料一   从16世纪到18世纪，英国乡村地区普遍出现了家庭工业，经历了乡村工业化，即原工业化，这是一种早于或先于工业革命阶段的工业形态。英国乡村由此出现第一次转型。英国乡村工业化是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城市要素向乡村转移的背景下，借助乡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丰富的原料来源、有利的自然动力等条件发展起来的。在乡村工业发达的地区，兴起了一批介于村庄和城市之间的工业集镇，如伯明翰、曼彻斯特等。乡村工业的发展，使英国乡村呈现出新的面貌。乡村经济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传统的农业生产更趋专业化和商品化，工业及与其协调发展的小城镇吸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些都为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

——摘编自孙立田《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多村改

材料二   华北多村半工业化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倘无外国之货物与技术之输入，中国经济社会恐犹是二千年来之社会，而不能有丝毫之改变。今日之得有新式工业，岂非受外国工业品之刺激而始然乎？”晚清政府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大力兴办工艺局，培养了适应半工业化所需的技术力量，这批多村技术人才的出现恰逢其时，他们回到乡村，推动了半工业化的发展。仅在1910—1912年间高阳商会就有14次集会研究与土布有关的扩充铁轮机，劝立织有场、筹议减免税、设立工艺研究所等事宜，工艺研究所旨在“提倡织纺，振兴实业，研究工艺，改良布质”。但是，除个别地区外，近代华北乡村手织业大体上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有些地区的疲退出现得更早，其表现主要是生产萎缩、产量剧减、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数相应下降。

——摘编自彭南生《论近代中国多村“半工业化”的兴衰——以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例》

材料一   639—755年唐朝人口变化情况

——据粱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材料二       北宋开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