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55年卢梭发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并完成《政治经济学》，由于同狄德罗在宗教等观点上的不同，1758年卢梭与百科全书派决裂。1761年发表《新哀洛绮丝》，这部小说猛烈地冲击封建专制制度，给卢梭带来了巨大声誉。1762年《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相继出版，更激起了新旧教会的极大愤怒和政府当局的谴责，卢梭宣布放弃日内瓦的公民身份，晚年在法国去世。

——摘编自齐世荣《人类文明的演进》

材料二   卢梭无疑是对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西方政治家思想家之一。20世纪初，以“中国革命的象征性符号”和“契约论思想家”这样两种形象为线索，出现了“自由与公民”、“公意”等大量专题文章：既有晚清时期严复与章士钊的笔战，也有民国以来张奚若、张翰书、朱坚章这样一些著名政治学家对卢梭的精微阐释，更有王元化、朱学勤、崔之元等当代著名学者的交锋与反思，以及学界青年才俊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文章完整地再现了卢校这位伟大的启蒙政治思想家对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勾勒了中国卢梭研究的基本轨迹。

——摘编自袁贺、谈火生《百年卢梭：卢梭在中国》

材料一   法治和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工具和手段，以维护君权为目标。但儒家德治的保守性适应不了当时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而法治思想完全忽视并否定道德价值的内心自觉作用，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秦亡后，汉朝统治者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经过汉初的无为而治的过渡，德治与法治在汉武帝时期走上了融合发展的道路。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自此，封建统治者把德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治国的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王欣《先秦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礼法结合的理念与制度成果深刻影响到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各个国家的法制文明建设。儒家纳礼入律，借助礼义道德的力量来净化人们的心灵，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但封建法律的立法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对封建等级秩序的维护，在其禁锢下，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法治观念难以成形……时代“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正是传统“礼法治国”思想在当代的表现形式。礼法结合的治国方略并不因为传统而过时，关键在于要与世推移，以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

——自杨鹏程《礼法结合：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基本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