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1500年左右，摧毁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雅利安”入侵者最初是游牧的牧民。这一阶段的雅利安人信奉吠陀教（一般认为，吠陀教是古婆罗门教的前身），这种信仰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吠陀崇拜仪式以动物牺牲为中心环节，包括以家畜为牺牲；婆罗门僧侣讲述着口口相传的远古传奇，这些神话传说同时也佐证了如下信条；社会巨额剩余价值应当纳入武士统治阶层及婆罗门僧侣阶层的腰包，因为他们是“再生的”神明，生来就超越社会上其他阶层群体。大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冶铁技术的缓慢传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统治阶层以武力达成所需，并以宗教种姓制度为理论支撑，将雅利安普通平民归入低级的吠舍阶层（即耕种者），被征服的族群则是种姓制度中最底层的首陀罗。延续千年的种姓制度就此在印度扎根

——摘编自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材料二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入侵下灭亡。当时的“蛮族”日耳曼人较之罗马而言是一个落后民族。在蛮族入侵过程中，帝国的大批土地、城市、建筑、文物被毁。而基督教教会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保持着教区为基本单位划分的组织系统，为日耳曼诸王国汲取罗马行政区划体制提供了蓝图。基督教的教阶制也为世俗封建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规范。中世纪时期，西方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质和机制，这就是宗教文化占主导地位，基督教渗透到西方社会文化的每一个层面，各个阶层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哲学是神学的奴仆，教育是宗教的工具，文学和艺术也是教义的衍生物。

——摘编自刘文华《基督教对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犹太人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从战败国得到持续性赔偿的战争受害者群体，这得益于二战后德国政府和企业对犹太人受害者及其遗属赔偿覆盖的不断扩大和完善。1952年，联邦德国和以色列签订《卢森堡条约》，联邦德国以犹太移民安置费用的名义向作为犹太人民合法代表的以色列政府支付价值30亿马克的赔偿。德国对以色列的赔偿超越了“战胜国以武力强加给战败国的义务”传统模式，开创了一种“战败国自愿赔偿战争受害者”的全新战争赔偿模式。这一赔偿不仅缓解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的财政困难，推动了以色列经济的现代化，而且开创了德国与以色列之间独一无二的“历史责任驱动型”国家关系。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两千多年的流浪岁月里首次从迫害者那里得到赔偿。对德国来说，《卢森堡条约》是“西德进入民主国家价值共同体的门票”，恢复了德国的政治声誉和道德信用。1956年联邦德国通过立法正式将“纳粹受害者”这一庞大的群体列入二战赔偿的对象。截至2020年所有二战期间在欧洲“犹太区”生活3个月以上，或在德国占领区和纳粹仆从国以难民状态生活4个月以上的犹太人及其子女，均可以向德国政府申请赔偿。21世纪初包括东欧强制劳工、强制绝育者、战争孤儿等“边缘受害者”群体成为德国二战赔偿的焦点对象。

材料二   经历与犹太人半个多世纪的赔偿拉锯战之后，德国政府和学者逐渐意识到赔偿不可能完全消除战争创伤，不再执着于寻求犹太人的宽恕。2018年3月，德国政府向联邦议院报告纳粹受害者赔偿支出时承认了这一点：“联邦政府为受到纳粹主义不公正待遇的不同群体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文本和法外规定。所有参与立法和执行赔偿法的人都始终意识到，字面意义上的完全‘赔偿'是不可能的。纳粹暴政的幸存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无法用金钱或其他利益来抵消。”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孙文沛《二战后德国对犹太人赔偿的路径调整与效果评估》

材料一   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凡府厅州县官府所在地为城，其余市镇村屯集等地人口满5万以上者为镇，不满5万者为乡。城镇乡均为地方自治体。乡设立议事会和乡董，实行“议行分立”。由于这种新建立的乡村基层政权承认原有的乡绅治理，国家并没有将其“官僚化”即纳入政府体系，乡村治理的基础仍然没有改变。

——摘编自武力、张强《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四次历史变革》

材料二   乡村自治是民国时期国家规划的乡村政治变迁模式。国家一方面力图通过乡村自治来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巩固统治，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社会层面的直接民主来迎合现代民主政治潮流。然而这种制度形式在实践中遇到了重重障碍，国家遂在其中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乡村自治制度的制定者，又是乡村自治制度的掘墓人。特别是进入30年代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置严重的民族危机于不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出于反共剿共的现实政治需要，大力推行保甲制度，根本偏离了民权主义的乡村自治方向。

——摘编自李德芳《略论民国时期乡村自治的历史经验》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按照便于群众自治的原则设立。”“村民委员会一般设在自然村；几个自然村可以联合设立村民委员会；大的自然村可以设立几个村民委员会。”……各种协商议事监事的自治形式日益丰富，且在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湖北省秭归县在建设“幸福村落”活动中，以利益相关和地域相近为标准，将建制村以下的村落作为自治单位，发挥村民内在的主动力量，实现自我发展。

——摘编自徐勇《村民自治的伟大创造与深化探索》

材料一   同为切齿者，海军水师提督丁汝昌身荷厚思，委以重任。今年又蒙思赏尚书衔，当如何尽心图报。题闻其带船出洋以未遇敌舟无从接仗，退守威海，藉口固防，并欲告病求退，李鸿章亦未参奏。

——摘自《礼部右侍郎志锐有关方伯谦接统丁汝昌之船之奏招》

日本防卫厅所存《黄海海战彼我阵形略图解》（第六号）、《黄海海战两国舰队队形图》第七号、第八号原始记录：3幅图标记时间清楚（均为日本东京时间，早北京1小时）;每图均有古日文记叙；另有各舰航行轨迹；其中第八号标画很清楚，在第八图日本第一游击队吉、高、秋、浪等四舰追击经、甲、济等3舰，其中4时30分击沉经远，至5时30分改南航归与本队汇合。

——摘编自林伟功《新发现的中日甲午战争史料及思考》

材料二   陈独秀曾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国土的割让，使举国上下如大梦初醒，稍有知识者大多承认了富强之策。”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外媒却评中日甲午战争：“既是日本的胜利，也是中国的胜利！”

——摘编自施亚英《中国的觉醒与甲午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研究综述》

材料一   洋务运动的主要成就

——摘自徐双《洋务运动破产了吗》

材料二   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它的指导思想是“师夷制夷”和“中体西用”。“师夷制夷”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采“西学”是为了维护“中学”，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洋务运动的领导力量——洋务派本身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其内部十分复杂，难以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攻坚克难的领导核心。洋务运动选择的“师夷制夷”的道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解决不了主要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贫穷落后的问题。清朝统治者在“御内”和“制夷”上首先选择了“御内”“制人民”。洋务派大力“求富”，是为清政府开财源、筹军饷而不是解决广大人民的贫困问题，洋务运动是不可能得到广泛人民群众支持的。洋务运动从发生到结束的40年间，列强侵略不断加剧，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清政府风雨飘摇，洋务运动追求的富强根本不可能实现

——摘自刘俐宏《洋务运动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启示》

材料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投，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冲击——反应”理论。以下是费正清对该理论的解读：“西方是19世纪震撼全球的技术进步的发明者，而中国由于自身独特的传统，则只能借助外部力量实现近代化”。

——《剑桥中国晓清史》

中国19世纪至20世纪初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