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中叶是中国税制史上赋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两税法的实施，举改变了重人头轻田赋的局面，使田赋在整个赋税总额中的比例顿然突出。宋朝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两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日益削减。与此同时，商税急剧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农业税的削减是相对商税的剧增而言的，但就农业税本身来说，终两宋300余年，也基本维持一个大致稳定的水平而未下降。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纳税人或纳税人组织与官府争夺税权的斗争，大至赋税结构的演变，小至某项税额的增减，一概由官府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偶然出现商税超过农税的现象自然是官府控制的结果。

——摘偏自顾銮斋《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

材料新中国成立，在国际斗争中，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其实质就是中国人民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在建国后的三四年中，我国同苏联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签订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及其他各种专项协定和议定书等，共达110多种，而与其他国家订立的各种协定，总共才二三十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外交活动的对象中，既包括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既有欧美国家，又有亚非国家；既有大国，又有小国；既有中国的周边国家，又有与中国远隔重洋的国家。

——摘编自《新中国外交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