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尊为天子，设官“抚万民，度四方”。帝尧之时，“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虞舜设官分职，“播时百谷”以解除饥馑，“敬敷五教”以教化民众。《尧典》、《舜典》、《大禹谟》等也有类似的记载。这些文献（     ）

材料一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皆秦制也。”《后汉书·百官五》记载：“有秩，郡所署，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微掌微循，禁司奸盗。”乡下有里，里设里正或里魁，掌一里百家，又称里父老。里父老由具有资产的人户充任，里之下按什伍组织居民，“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在乡、里之外设有亭，“亭有亭长，以禁盗贼”。

材料二   乡约起源于宋代，在明代得到广泛推广。明代名臣大儒王阳明、吕坤等人都对乡约的制度或实践有很大的贡献。王阳明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在辖区内直接推行《南赣乡约》，以明太祖的《太祖六谕》为蓝本，使乡约逐渐成为封建国家意识形态社会化的有效途径。到清代，顺治皇帝首倡乡约，将《六谕卧碑文》加入乡约宣讲中。雍正皇帝更是亲自制定了《圣谕广训》，作为乡约宣讲的正式文本，通过乡约巩固国家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强化在基层社会的控制。

——摘编自赵岩等《（南赣乡约）与传统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建》

材料三   基层秩序重构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晚清民国时期主政者自上而下推行“地方自治”的努力，因传统势力的阻挠而归于失败，复兴“保甲制”的努力亦终究无法整合基层社会。

——摘编自郭为桂《“组织起来”：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基层治理变迁》

材料一：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是租庸调。据《通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总人口为52918309人，其中不负担租庸调的竟有44700988人之多。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按户等征钱，按田亩征米粟，租庸调和其他杂税一概并入两税，即所谓“租庸杂徭悉省”，改变了过去“旬输月送无休息”的情况。行两税法后，“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摘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二：为了稳定税收，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国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增丁，不再征收丁银。到雍正时，采取“摊丁入亩”的征收丁银办法，把固定下来的康熙五十年的丁银，以与具体丁户相脱离的方式全部摊入田赋银中征收，称为“地丁制”，确保了国家财政收入。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