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契丹侵取燕、蓟（指幽云十六州）以北，拓跋（指党项族）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指中原）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号位，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指辽、西夏）所为，皆与中国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二   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至于太宗，兼治中国（指得幽云十六州后，统治区域扩大及中原），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也。

——《辽史·百官志一》

材料三   金帝国汉化太深现象之一是，政府中繁文缛节一切以失败在自己手下的宋朝帝国为蓝图，国家阶层唯一的工作是比赛谁更能敷衍。遇有事情，都希望由对方决定，以便失败时自己不负责任。……中国历代王朝将亡的各种特征，一一具备。

——柏杨《中国人史纲》

材料一   中国古代学者关注天下兴亡与国家盛衰，追求在现实社会中建功立业。他们以学术研究为国家与社会服务，不做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理论研究。儒家总结上古圣人施政安民的理念，揭示“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成为学者从盛衰兴亡中探讨治国之道，实现经世致用的思想渊源。他们根据时代环境与社会现实的需要，针对治国兴邦的各种问题展开研究，以是否有益于世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反映崇尚实际、注重实效的实用理性。

——摘编自庞天佑《论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学者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中国文化发生过三次历史性融合。汉代学者对先秦文化进行了整理和发挥，这属于本土文化内部的综合提升。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融合。第二次是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融合，属于东方文化的局部交流。随着佛教文化的渗入，特别是唐代玄奘大师从印度带回佛教经典，开辟了传统秦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融合时代。由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中国佛教、精密深邃的佛教哲学，并对宋代理学和明代心学以深刻影响。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融合。明代中期以来，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播西方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科学工艺。这是中国文化第三次融合的开始。

——摘编自李良玉《新文化的起源》

材料三   国学大师钱玄同主张“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一法”，才能避免“中毒”，甚至要“剿灭”中国文化，“废灭汉文”，采用世界语言。“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钱玄同

材料一   人文主义的特点：一是宣扬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对抗以神为中心的旧观念。人文主义者对人的价值、地位和权利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众多奇妙造物中最奇妙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否定上帝的至高无上地位，但他们关注的焦点由上帝而转向了人。……二是重视尘世生活，强调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人文主义者认为人应该享受尘世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积极地生活。他们赞美爱情，歌颂创造，追求平等自由，肯定财富占有，把中世纪天主教的禁欲、苦行、守贫等观念弃置不顾。

——徐国辉《论彼特拉克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启蒙思想家正是从理论上一步步证实了封建神学的虚伪与不合理性，为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做好理论准备……启蒙思想家的优良品质不是单纯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而是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设计了一整套高效可行的理论探索和制度设计。……路易十六在狱中阅读了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感叹道：“原来是伏尔泰和卢梭毁了法国！”

——朱勇《欧洲启蒙运动及其影响》

材料一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外交历程，就是冲破各种阻力走向世界，与各种不同类型国家逐步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形成了1949年、1972年和1992年三次与外国建交的高峰（见上图），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外交开始转型，其核心是由普通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由弱势外交转变为强势外交，由消极被动外交转变为积极主动外交。

材料一   汉朝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广东出发，可达东南亚和南亚。武帝时有外国使者前来进献后，武帝派译长带上黄金和丝绸出海，到这些国家交换明珠、奇石、异物。两宋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和广州等地南下，可达东南亚和南亚，通今波斯湾、红海至欧洲，也可至非洲东海岸，除主干道外，还有许多支线。政府先后在广州、泉州等12处设有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还制定市舶条或市舶法。宋朝主要出口纺织品、陶瓷、茶叶等商品，外贸分官营和私营，以后者为主。

——摘编自《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从历史维度看，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商品和知识交流带来了观念创新，比如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国发扬光大；儒家文化起源中国，受到欧洲思想家的推崇。在这条大动脉上，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资源、成果等实现共享，罗马、安息等古国欣欣向荣，中国汉唐迎来盛世。

——摘编自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

材料一 自唐代中叶以后，海上丝路取代陆上丝路而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唐代海上丝路的繁荣与广州的极盛，是与中国安定团结的统一局面的出现，经济的发展，东西方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隋代开辟的沟通南北的的大运河成为唐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唐代又不断完善驿道设施，广州与长安相距数千里，快马3日可达，尤其是开元四年凿辟大庚岭道，把控粤赣咽喉的险峻山路，整治成浩浩落荡的坦途，使运河的南北大通道经赣江、北江而南伸至广州，大大缩短了丝绸之路的启发港广州与内地联系的路程。

——叶显恩《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

材料二 古代中国处于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明清时代，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统治者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对他们携带的货物，“皆倍偿其价”。于是各国纷纷来“贡”，导致“岁时颁赐，库藏为虚”。但是，在朝贡贸易中，中国政府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而是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力图造成“四海宾服，八方来仪”的宏大场面。

——齐涛《朝贡外交和朝贡贸易》

材料三 在2014年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务委员杨洁篪指出：“古代的丝绸之路是商贸之路，而今天的丝绸之路则把经贸合作放在重要位置。……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一。……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增加游客数量约5亿人次，使周边国家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率先受益。”

——摘编自杨洁篪《亚洲国家应增进互信，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

材料一：战国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逐渐用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领主，而是由君主委派官员直接管理。郡县长官由君主任免，对君主负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取代贵族领主的职业官僚。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三：元朝大政委于中书省，今冀.晋.鲁.内蒙及河南以北地区称“腹里”，由中书省直辖。中书省也称都省，为全国行政中枢。总领各行省，又兼辖腹里。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制，凡有重大军事，则遣中书省官员前往督之，其班底仿中书省建制，故称“行中书省”。《元史·地理志》中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

材料四：英国“光荣革命”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办法。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