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米不能久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钞太虚，亦复有泡烂。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对于民众来说，白银有保值和储存的便利。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标志着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形成……民间海外贸易的自由发展，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对明王朝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等级秩序的致命颠覆，开创了自由思索与行事的开放氛围。明中期笔记曾有记载“纳银四十两，即得冠带（借指官吏），称义官”。明某话本中写道“如今人最易动心的无如才，只因人有了两分村钱，便可高堂大厦，美食鲜衣，使婢呼奴，轻车骏马……又有这些趋附小人，见他有钱希图叨贴，都凭他指使，真是个钱神”。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以白银为主要货币。围绕白银流通，当时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网络。
——摘编自郭良伦《白银货币化之下的明朝中后期中国与世界》
请回答(1)根据材料概括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朝白银货币化的影响。
材料 丘逢甲出身于书香门第，少年时养成了“平居好学，手不释卷”的学习习惯。1889年殿试中进士，被钦点为工部虞衡司主事，他到署不久, 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外国列强的野心，即弃官归台从教,主张以新思想新知识课士，迈开了其教育救国的第一步。“抗日护台运动”失败后，他总结归纳出失败的原因是“人民缺乏教育”。内渡后，他主持创办了岭东同文学堂，强调学堂应“造就有用之学”，录取的学生应“以志趣远大者为上”，提倡男女平等，倡办女子学校。在教学中强调“孔子之教为主义”，还开设了格致、外语、化学、生理卫生等科，由于同文学堂学生“多在二十五岁以下者”，故教学应该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 由简到繁，凡“所出之题, 皆宜浅而易解者”。在学习中提倡学生应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切莫人云亦云”。
——摘编自赖世极、赖惠玲《论丘逢甲的教育思想》
(1)据材料概括丘逢甲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必然性。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丘逢甲关于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
材料 公元607年，日本推古女皇派小野妹子等出使隋朝。小野妹子回国时，隋炀帝派裴世清陪送到日本，揭开了中日交往的新篇章。此后，日本频繁遣使来华。遣唐使每次来华，都送来100至250名留学生和留学僧。同时将“五经”与诸子、史学等汉字书籍带到日本。公元646年，大化新政府成立以后，任命长期居留中国并熟知中国典章制度的高向玄理、僧旻为国博士，参与新政府的施政。日本政府制定了《大宝律令》，仿唐朝官制，称为“二官八省制”。在地方官制方面也大体仿照唐制，设国、郡和里三级。佛教于公元6世纪从中国传入日本，日本派遣僧人留学唐朝，佛教许多宗派传入日本。律宗高僧鉴真也受邀去日本传经讲道。鉴真师徒用汉语讲读经书，使汉语广泛地渗入日本的社会生活。促进了日本汉文学和音韵学的发展。汉字伴随着汉文化东传日本，形成‘汉字文化圈’。该文化圈又因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文明，而被称为“中国文化圈”。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时期华夏文明东传日本的背景。
(2)根据材料，归纳日本学习华夏文明的途径。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华夏文明东传日本的意义。
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一般来说，三线建设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中期，以战备为目的、以国防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进行的大规模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三线建设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到1980年年底，国家在三线地区建成了868个企业和研究机构，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一半，形成固定资产原值231亿元，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在此过程中，三线精神逐渐产生、形成，并在三线建设调整后得到延拓。根据毛泽东的思想，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就要让其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出于战备和保密的需要，当时的三线企业都要“依山傍水扎大营”，建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尤其是分布在中部和西南部广大山区，有的甚至分布在不通水电的不毛之地。
——摘编自王蕾《试述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
材料二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组织保障方面，全面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实现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县级以上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进行驻村帮扶，实现了贫困村的全覆盖，部分县区对脱贫任务较重的非贫困村也选派了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加上近200万名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在资金保障方面，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持续增长，2019年国家拨付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261亿元，连续4年每年净增200亿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
——摘编自汪三贵、郭建兵、胡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若干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三线建设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开展三线建设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我国脱贫攻坚工程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归纳“三线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的共同内涵。
材料一 民族主义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兴起，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资产阶级用民族、祖国的观念把法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并形成了民族主义思想。它明确提出法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个性的公民观念，得到了不断强化和广泛传播；用民族国家代替王权国家、用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代替了王权利益至上观念，主权不受侵犯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
——摘编自张国臣《论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
材料二 19世纪末，民族主义逐渐极端化。它认为在竞争激烈、强国林立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竞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它强调把国家的边界尽可能的扩张到本民族全盛时期所统治过的历史疆界或天然疆界，极尽可能地为本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它认为本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最有资格普及到所有的民族。它认为民族间的竞争根本上依靠军事力量，并且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促进民族、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进步。
——摘编自于海峰《论民族主义的演变、作用与影响》
(1)据材料一概括19世纪初期欧洲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兴起的时代背景。(2)据材料二归纳19世纪末欧洲民族主义极端化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对国际局势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大抵中国自营的民营工业，1870年代有二十几家，以小规模工业为主，至1880年代后陆续增加，且已有若干大型工业出现。截至1894年，全国共有一百多家大小不同的企业。其中，采矿业多与政府的军事工业配合，受政府控制较大，成效较小，其他轻工业因受政府干涉较小，成效较大，但因资本额少，难以与外国企业或外国在华企业相比。清末的民营工业，在1894年以前其资本额仍较官办或官商合办者为少。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忙于战争，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迎来发展工业的良机。中国工业资本家纷纷集资设厂，引进先进技术，采用蒸汽力和机器。上海、南通、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的资本家率先活跃起来。爱国心的驱使与利润的刺激，使民族工业大为兴旺，财富迅速增长，呈现出一片光明景象。1918年《大公报》上的一篇论文对当时生气勃勃的局面做了真实的描述：“中国工业日见扩充，各种机器势必多用，国家之兵工厂、造币厂、铁路、船厂及制革厂、电灯遍布各处，开矿熔化等事，均需机器。缫丝厂甚多，各处又有织布、织袜、棉线汗衫、纱及机器磨坊、面粉、榨油、锯木、造纸等厂，砂及水泥、烛皂、玻璃、瓷器等厂，年胜一年。”
——摘编自魏宏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晚期民营工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与19世纪晚期相比民国初年民族工业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963年，宋太祖令判大理寺事窦仪主持立法，数月后，《宋刑统》制定完成，成为反贪倡廉的主要律条，《诫告贪污诏》等多类反贪法律亦相继颂行。宋代中央专门设有御史台和谏院负责监察事务，御史甚至可以“风闻”言事，即使纯属捕风捉影，也不承担诬告责任，算合法监督。宋代还通过官员、儒士等的奏折、上书或社会评议等形式的舆论对官员进行监督与引导，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官枉法之为，确立了追求清正廉洁、重义轻利的良好道德取向。由此，宋初“与民休息”的仁政得到顺利贯彻，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摘编自张全明《宋代廉政措施的特点与实效》
材料二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三编《大诰》，将之与《大明律》并行作司法依据，并以大量惩治官民贪赃受贿、侵吞税粮等重刑案例“警省愚顽”。太祖“许境内者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亦许民将贪官恶吏“绑缚赴京治罪”。太祖以重典治吏，规定：“赃至六十以上者，枭首示众”；因公乘坐官府的牲口车船，附载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者，也要处斩。御史余敏等人告发郭桓等贪污税粮，侵吞国库，太祖亲自审问，追回赃粮。《明史·循吏传》称：“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摘编自彭勇《明史》
(1)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整顿吏治的主要举措。(2)据材料二、归纳朱元璋整顿吏治措施的特点。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整顿吏治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民族在长期的碰撞与交融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观念。《史记》运用先秦以来的典籍资料，广泛搜集各地传说，梳理、创建了一个支系庞大而主线清晰的族谱体系。在该体系中，传说中的黄帝是夷夏各族共同的始祖。
至明代，云南哈尼族传说认为先祖躲入葫芦中逃脱大洪水后生下五子，分别成为哈尼、彝、汉、傣和瑶族的祖先。南甸土司自其十六世祖开始有“呈祥”“守忠”“定国”等汉化名字出现。云南乡式名额也由洪熙元年（1425）的10名，增至万历末期的47名。沐英镇滇十年，“练兵劝农，兴学化俗”“民知草长养老而兴其孝弟矣”。
——《明代云南地区的民族融合》
材料二 1938年10月，东南亚48埠华侨齐聚新加坡，宣告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陈嘉庚作为主席发表演讲：“吾侨均为炎黄子孙，素有‘革命之母’之名誉、爱国精神见重寰宇；七七以来，与我四万万同胞敌忾同仇，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愿我八百万侨胞……作我政府后盾，踊跃慷慨，加紧出钱出力……使我物力愈充，使我战力愈强，使国家得籍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使民族得精吾人力物力一报九世之仇，抗战胜利必属我国。”
——《赤子丰碑》
材料三 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渠道动员海外人士回国参加建设。青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他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动员更多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他说：“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回到祖国去，成为当时广大留美中国学生的追求和选择！1950年4月，朱光亚历尽艰辛回到祖国怀抱。他把毕生所学献给了祖国，为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朱光亚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名列“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榜首。
——《朱光亚传》
(1)根据材料一，指出《史记》中民族观念的核心内涵，并归纳明代云南少数民族认同汉文化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概括陈嘉庚演讲的主要内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以朱光亚为代表的海外赤子毅然回国参加建设的缘由。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材料一 整体主义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它认为群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一切个体皆没有独立的自己的价值，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完全是由社会群体派生。以宗法、血缘和自然情感为纽带，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约束个性，培养群体人格，个人只能以“孝”、“忠”为坐标在家族、血缘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与中国不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个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人们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而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
材料二 陈独秀认为：“世界民族多耶，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李大钊认为：“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生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位的。惟其定位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族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
——摘编自杨胜利《从“群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看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1)据材料一，概括中西方传统价值观念中对“群体”与“个人”关系认识的差异。(2)据材料二，归纳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中西文化差异影响因素的共同认识。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形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