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在罗塞塔石碑发现之前，古埃及遗址中发现的铭文数量很多，但人们一直无法释读。该石碑铭文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别用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祭司使用）、通俗体文字（古埃及平民使用）和古希腊文字3种文字对照书写。埃及象形文之读法与写法在公元4世纪后失传。古希腊文是近代人可以阅读。法国学者商博良（1790—1832年）从1808年起释读罗塞塔石碑，通过长期收集和研究相关史料，并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1821年编成通俗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符号对照表，1822年确认埃及象形文字是时兼具表意和表音的文字体系，成功破译了石碑的象形文字，这也标志着新兴学科——埃及学的出现。

——摘编自令狐若明《古埃及罗塞塔石碑解密始末》

2023年2月27日，202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等成功入选。

材料一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大松山考古出土的文物极其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1400年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在此之前，历史学界认为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晋人常琼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甚至语焉不详。如今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摘编自范同寿《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证明通道贵州的存在》

材料二   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是大运河通济梁开封段的重要文化遗产。汴河是流经开封的一条古老水系，古称派水。战国时期魏忠王利用派水开凿鸿沟，水行大梁。汉晋南北朝时期，改派为汴，汴河由此而来。隋大业元年开凿大运河，利用汴河改建通济渠，连通黄河淮河水系。《宋史·志·卷四十六》记载北宋时期都城开封“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汴河成为保障东京城物资供应的重要通道，堪称京师生命线。州桥是跨越汴河的一座重要桥梁，始建于唐建中年间，初以汴州桥命名，俗称州桥。其建筑也最为精美华丽气势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柱皆青石为之……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锵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明月是闻名遐迩的汴京八景之一。汴京州桥不仅是运河与御街中轴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东京城最繁华最具烟火气的商业中心，甚至演变成为北宋东京城的文化标识。明初洪武年间重修后的州桥，桥高水深。此后一百余年，由于运河淤塞，州桥亦渐荒废。明末崇祯十五年，州桥与开封城一同被洪水淤埋于地下。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2022十大考古新发现推介：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材料一   史料一

为湖南长沙出土的西汉晚期“中国大宁”神兽博局纹镜。镜背间铸有铭文：“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元吉，有纪刚。”）

史料二   东汉《前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之下有尚方令一人，御用及官制铜镜均由尚方制作。”史料三唐朝《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桂州（今桂林）向中央进贡“铜镜四十四面”。

——以上材料摘编自宋莹莹《由广西出土铜镜铭文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材料二   在今蒙古和独联体境内，发现了不少属于战国和汉代的镜子。隋唐时期的镜子出土数量数量最多的是海兽葡萄镜。在伊朗发现了多面仿制的海兽葡萄镜。在约旦发现了花草禽兽镜和仿制的海兽葡萄镜。在日本还出土了不少唐镜和宋代的商标字号镜。

——以上材料改编自王婉云《中国古铜镜在中国历史及对外交流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