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536年，郑国名臣子产主持铸刑书，将本来由贵族掌握的法律公之于众，让平民在行事上拥有了主动权。子产因此接到了晋国贤臣叔向一封措辞严厉的来信，信中写道：“平民知道了有法可依，就不会畏惧身价比他们高的人，就会弃礼，从法而争。……郑国大概要败亡在你的手里了。”随着平民力量的上升，国家政权对平民的依仗，使法律制度变革势在必行。二十年后，叔向的祖国晋国也铸了刑鼎，公布了成文法。

——摘编自卜宪群《中国通史：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

材料二   《唐律疏议》共十二篇三十五卷五百条，其篇名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其内容特别重视“孝”，要求维护“孝”的律文有几十条。自辽宋金元迄于明清，刑法律条基本上都以唐律为蓝本。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立法，多半从模仿唐朝法制而来。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三   《法国民法典》在立法上首次明确地确认了自由与平等、财产所有权无限制、契约自由与过失责任等近代民法的重要原则，这些原则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古典自然法思想。民法典的诞生，使罗马私法中孕育的民法精神和原则得到更加明确而系统的涤化和升华，法典自身成为了历史性的起点。对于这种超越，拿破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摘编自叶秋华等《论法国民法典的历史演进纪念：法国民法典颁布二百周年》

材料一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于“五四”之后以异常迅猛之势形成高潮。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团体相继在各大城市组成，一个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活跃于各地论坛。舆论界表现出来的热情，正是反映出马克思主义适应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改革之急需。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目中，被作为能够使国家民族解危救难的理论和方法受到热切欢迎。

——摘编自《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材料二   八七会议后，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便成为摆在党面前的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简史》等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引自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远》，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被西方学术界奉为圭皋，自文艺复兴以来更明确地称之为古典文化。应该说西方的古典文化由希腊开创，罗马定的基调，并不断被传承、创造，成为西方文化一笔宝贵财富，各个时期的文化都从那里挖掘到真金白银，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古典文化最为明显。

——王升《古希腊罗马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