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陈正炎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按照侯外庐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诉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唐代中叶为分水岭，“前一时期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后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更现实的财产平均的教义”。
材料二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大同理想的探索，没有超越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也没能超越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太平天国的大同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财产共有，反对私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以及学习现代文明的主张，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法实现，但多少已经有了现实的成分。与康有为的“大同之世”相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更为贴近现实，在分析西方社会弊端与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跟随着历史的脚步，逐步由空想走向现实。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共性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大同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材料一 隋唐时期是中国疆域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扩展期，东北海疆经略是隋唐时期边疆治理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中央政府治理东北地区的方式主要有军事征伐以及设置行政机构。在东北地区设置行政建制，例如唐朝于辽东地区设安东都护府。在日本海西岸涉海地区设置羁縻政权管理海疆，还有开设互市贸易的经济途径。隋唐时期对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为后世东北海疆的整体轮廓打下了基础，为东北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遗产。
——摘编自岳新超《边疆治理视角下隋唐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
材料二 辽代中央政府设置于由皇帝的翰鲁朵（宫帐）及四部落构成的行宫部落中，行宫部落无疑是其政治中心。但它作为部落组织，与草原其他部落一样，是一个庞大的畜牧生产集团。据畜牧生产周期的特点，游牧部落四季总是处于迁移流动中，这不仅为了避寒暑，同时也为了保证牲畜获得足够饲料以及保持和恢复牧场的肥力。这样的生产形式使行宫部落呈现一种动态，又因主宰国家事务的朝廷也置于这个部落中，所以辽代最高权力机构亦处于同步运动之中。于是便形成了与基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原政权截然不同的行宫政治。
——摘编自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
材料三 在长期的历史生活实践中，各民族成员在创造了本民族自身的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在这一漫长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边疆各少数民族既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也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摘编自张增勇等《论我国边疆治理视域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时期东北边疆治理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辽代的行宫政治。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探索民族文化认同方面所做的努力。
材料 唐代中期刘晏说：“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他提出赋税征课的三个原则：一是“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二是“知所以取，人不怨”，三是对农民实行“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的政策。他在大历年间曾对户税、地税进行整顿，改变税率，把纳税时间分为夏秋两季。改革盐法盐制，用“官商分利”的禁榷制度取代了“官方专利”的禁榷制度，创立常平盐制度，采取自由经营方式进行盐法改革。
——摘编自丛建阁、刘振锋《山东地区古代赋税制度与赋税思想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晏赋税思想的内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刘晏赋税思想。
材料 清朝前期，在"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齐其政而不易其宜"思想指导下，根据边疆与内地不同的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在新疆实行政教分离，基地大臣只管军事，日常民事大多交由少数民族上层管理；在东北地区设立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以军事统辖为主，兼具地方、民族特色的多元管理模式；在蒙古地区吸收满旗制度、蒙古草原会盟的习俗，建立盟旗制度。
1840年后，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动，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因俗而治"的传统政策，重构对边疆的统治，开展了边疆建省运动。1884年设新疆行省，实行屯田、移民实边等措施发展生产，加强边防建设。1885年设台湾行省，采取了发展邮电、修筑铁路等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建设。1907年，清政府任命徐世昌为东北三省总督，黑龙江省、吉林省、奉天省各设巡抚一名，在东北采取移民实边、开商埠、借国债、修铁路等一系列措施。
——据陈跃《"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等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清朝的边疆治理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