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们的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就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就严厉地反对了自由主义、工会独立主义、经济主义等。

——摘编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论党的建设》

材料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多次出现的“左”倾和右倾的错误思想路线给党带来极大危害，一度危及党的建设发展。有鉴于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在党内开展一场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整风运动的重要性。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明枪易躲，糖衣炮弹难防，要时刻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进驻北京时，他再次强调：“我们共产党进北京，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

——摘编自王艳丽、王晶《勇于自我革命是保持大党优势的制胜之道》

材料三   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摘自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据《周礼》记载，周王室为保证夏天有冰块使用，专门成立了“冰政”这一机构，其负责人称“凌人”。每年大寒季节，他们就监督奴隶、庶民到水质好的地方凿采冰块，再将冰块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冰窖里。大约到唐朝末期，人们为生产火药开采了大量硝石，并偶然发现，硝石溶于水时会吸收大量的热，能使周围的水降温直至结冰。溶于水的硝石还可以用蒸发结晶法等手段提取出来重复使用，但硝石提纯极其困难，且要耗费大量人工，故制冰成本仍然十分高昂。

——摘编自宋衍昌《实现制冰自由，究竟靠什么黑科技？》

材料二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了北京城主要冰窖的分布和储量。民国时期，民办冰窖显著增多，各大酒楼、饭庄往往和民营冰窖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供应关系，走街串巷贩卖鱼虾的小贩也经常在担子中放块冰以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城区周边又修建了一批冰窖，民营冰窖也通过公私合营逐步收归国有。但冰窖收储的天然冰取自于河湖池塘，难免受到污染，人吃了天然冰制作的食品后容易罹患肠胃传染病。随着现代制冰厂特别是冰箱、冷柜、空调等制冷设备的出现和普及，冰窖很快衰落，到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冰窖已基本停用，少数明清遗留下来的老冰窖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摘编自刘林智《冰窖旧事：老北京的消夏记忆与历史遗存》

材料三   2020年9月，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作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承诺。2022年年初，北京冬奥会应用的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冰、造雪技术首次在冬奥史上用二氧化碳替代了对臭氧层存在危害的氟利昂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评价说：“国家速滑馆二氧化碳制冰技术世界领先，实现了低碳化、零排放。”

——摘编自王静宇、吕可欣等《张信荣：以碳制冰，变废为宝—绿色能源的领跑者》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英国所得税才成了“经常税”。起初的征税原则是对所有收入统一征税，不作区分征收。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人口中最富有的1%拥有55%的国民财富，他们的年收入至少是1000英镑，而英国人口中最贫穷的33%却只占有国民财富的1%。有鉴于此，英国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张采用累进税，以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和实现社会公平。1909年，财政大臣乔治在其“人民预算”中首次使用累进所得税，这意味着个人所得收入越多，所纳税率越高。

——摘编自滕淑娜、顾銮斋《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建设性税制”改革》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所得税传入中国。1911年，清廷拟订《所得税章程草案》,未及推行。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所得税条例》,遭到商人的强烈反对。1929年，财政部聘请专家讨论税制，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与西方相距甚远，尚无开征所得税的基本条件。抗战全面爆发后，所得税作为战时财政的补充，全面开征已成定案，但因战乱遇到各种难题。近代中国所得税的实践，基本上是战时财政的实践，最终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和政权的瓦解而画上了句号。

——摘编自魏文享《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等

材料三   1980年，个人所得税开征，免征额800元。

2006年，免征额提高到1600元，增加全员全额扣缴中报的规定。

2008年，工资、薪金所得税免征标准提高到2000元。

2011年，工资、薪金所得税免征标准提高到3500元。

2018年，薪金所得税免征标准提高到5000元，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

——摘编自高凤勤《中国税制》

材料一   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古代乡村治理越来越多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或干预。秦汉时期，在有秩、游徽之外，由三老负责教化便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到唐朝，里正事实上承担乡里的诸多职责，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权力向州县集中。自北宋王安石变法后，县以下的保甲组织开始成为皇权的载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乡里自治色彩再次削弱。到明朝，政府管控机制进一步向基层自治机制渗透，圣训六谕与乡约打成一片，政治宣教开始向民约渗透。清代保甲承担人口管理、赋役、治安、救灾等一切地方公务，对乡里的控制更加严密，保甲、乡约也被引入到宗族中，出现了族保系统。

——摘编自王伟进《政社互动：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阶段。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国家与人民公社打交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乡村治理模式也实现了转型发展。1980年，广西合寨村率先成立了村民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一举措经过两年的总结和完善，在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被写进宪法，村民委员会成为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该法正式通过，村民自治不仅有了实践基础也有了法律依据，标志着我们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进一步规范化。

——摘编自李楠《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材料一   货币体系的价值在于贵金属，而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共同体的价值在于正统、家世、遗产和知识。15世纪以前的欧洲，商品交换并不怎么用到金钱，这两者多数时候并没有发生冲突。而且，人们常常把金钱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财富——贵族的遗产、教会的圣职、王室的公职、农民的税费——这样就把金钱与传统价值观和既有的权力结构联系了起来。经院神学家们也常撰文解释如何在合理范围内让金钱与基督教信仰和谐共处。但是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叶，事情发生了变化。白银以史无前例的数量流入欧洲，金钱的强大作用支撑起了一个虚拟的共同体。欧洲建立了海外商业帝国，有人发了财，有人赔了钱。更重要的是，欧洲各国从白银流动中汲取了能量，它们的资源更加充沛，竞争心更加活跃，更想斗出个你死我活。金钱成了基督教世界的腐蚀剂。

材料二   19世纪的100年里，工业化使很多欧洲国家资产阶级的影响不断增长。从1815年到1914年，官吏、教师、金融家、律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员在挪威人口中所占比例从6%增至22%，这些人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阶级，他们最初通过各种交往形式结成社会群体，比如19世纪的阅读圈子、咖啡馆、社交俱乐部或文化组织。身为中产阶级一员意味着不仅识字，还拥有文凭，最好是高中和大学或职业资格证书都有，参加各种团体、慈善事业或社会开展的活动，有足够的收入在环境宜人的郊区买一栋别墅或一套舒适的公寓房子。赢得社会地位不是靠爵位或世袭，而是凭个人奋斗、品德高尚、生活方式和“体面”的外在表现。19世纪初，形形色色的中产阶级人士仍然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诸多方面也是政治中坚力量，但他们越发感到，必须与社会底层成员分享权力。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西蒙·普莱斯等《企鹅欧洲史》

材料一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把原来只办理有限具体业务的四大银行组成的“四行联合办事处”扩大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四联总处”的任务是设计和布局全国金融网，负责法币发行的调度等事宜，总揽战时物资的调剂以及后方贷款。由于银行资金大量被政府占用，没有能力向民族工商业开展存放款业务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1941年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费后，边区银行遂积极主动落实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的法令，截至1944年6月共发行边币38亿元。陕甘宁边区银行还以大量资金支持机关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发放农业贷款和青苗贷款，同时对公营工商业进行投资和贷款。边区银行在抗战时期开展信贷业务的建设过程中，总结了一套金融事业发展的好办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围绕生产的业务方针，民办公助的群众路线，事业需要的贷款原则，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摘编自陈争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

材料三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并将人民银行的工商信贷部分出来，建立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主要集中加强信贷资金管理。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国家外汇管理局，统一管理外汇，充分利用国际信贷制度，为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1991年4月，基于卫星通信网的全国电子联行系统开始试运行，这为人民银行更好的执行国家信贷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1995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

——摘编自谢川波主编《新中国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等

材料一   一张小小的婚帖可以见证婚姻习俗的变迁。如对清朝宣统元年的“童养婚帖”研究发现，在该“婚帖”的右侧有四句话“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前世姻缘，上苍注定”。中间注有乾造与坤造，即男女的生辰八字，该“婚帖”上还写有“聘礼白银两百二十两”。最后用农历落款日期：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初三，在左侧写有“和合百年”作祝福话语。

——摘编自侯锦彬《结婚证演示结婚习俗变迁》（《广州日报》2006年9月）

材料二   第一条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第二条   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摘编自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材料三   新中国初期，战斗英雄、劳模和解放军成为了新时代女性的偶像。同时，人们在择偶时非常重视对方的政治出身和家庭成分。“文革”开始后，受极“左”思想影响，女性择偶标准出现了偏差，政治标准成为唯一标准。20世纪80年代，女性择偶时把知识分子摆到了较高位置，文化因素上升到第一位，经济其次，政治因素被忽略。1984年后，“文凭热”有所降温。城市女性择偶中首先考虑男方的综合素质等。此外，“金钱至上”思想开始严重影响着人们，那些个体户或者能把知识直接转化为财富的人，成为女性爱慕的对象。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人们选择婚姻的自由度增大，择偶行为向物质满足与心理需求接近。女性择偶观也趋于务实和多元，首先考虑双方感情，除此之外对方的经济收入、物质条件、教育程度、职业、容貌等因素，也成为女性择偶时的重要参考条件。

——摘编自许小玲《从择偶观的变迁看择偶标准的时代性》

材料一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成立于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51年6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波兰共和国合资创办的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波公司的成立在那个年代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和外交意义。1961年，中国急需进口粮食，中波公司当时仅有的7条货船直航美国、澳大利亚，不但运回了大批中国急需的粮食，还运回了急需的棉花种子和化肥。1980年波兰食品、猪肉供应短缺，中国以无息贷款方式支援波兰8万吨冷冻猪肉。8条装有冷冻猪肉的中波货船到达波兰港口时，波兰百姓奔走相告。

——摘编自《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新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公司见证中波友谊》

材料二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联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在西方金融市场上筹集外资，同时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设立银行。但是，由于他们向苏俄政府提供贷款的条件非常苛刻，难以接受，所以，仅从少数国家（如瑞典、英国等国）得到少量商业贷款。1930年至1945年期间苏联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在主要工业部门建立了一大批骨干企业。苏联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大型工业企业是由美国帮助建设的，几乎包括所有的经济和军事生产部门。

——摘编自罗宝泰《苏联建国初期如何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