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1956～1964年，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70～1976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年的6.7126亿美元。1975年10月，中国对非洲国家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建成通车。此外，中国向非洲派遣大量的专业教师，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英、法等西欧国家仍力图保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即使他们政治上放弃殖民统治，但仍然以援助、投资及培训干部等方式继续维持他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时候使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援，根本做不到授人以渔。1966～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法国就曾向要求独立的伊格博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借此染指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摘编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等

材料一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成立于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51年6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波兰共和国合资创办的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波公司的成立在那个年代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和外交意义。1961年，中国急需进口粮食，中波公司当时仅有的7条货船直航美国、澳大利亚，不但运回了大批中国急需的粮食，还运回了急需的棉花种子和化肥。1980年波兰食品、猪肉供应短缺，中国以无息贷款方式支援波兰8万吨冷冻猪肉。8条装有冷冻猪肉的中波货船到达波兰港口时，波兰百姓奔走相告。

——摘编自《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新中国首家中外合资公司见证中波友谊》

材料二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联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在西方金融市场上筹集外资，同时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设立银行。但是，由于他们向苏俄政府提供贷款的条件非常苛刻，难以接受，所以，仅从少数国家（如瑞典、英国等国）得到少量商业贷款。1930年至1945年期间苏联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在主要工业部门建立了一大批骨干企业。苏联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大型工业企业是由美国帮助建设的，几乎包括所有的经济和军事生产部门。

——摘编自罗宝泰《苏联建国初期如何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

材料一16世纪60年代起，英国普通出庭律师的人数持续增长，他们隶属四大律师会馆管理。律师会馆是自由社会团体，自主决定出庭律师资格授予和免除。17世纪初，出庭律师不得接触当事人作为律法规范下来。17世纪末，专门从事事务性工作的法律代理人被排斥于律师会馆和法庭辩护席外，他们只能从事非诉讼事务，在有关材料准备完毕后交由出庭律师完成辩护工作。16世纪中叶，那些既不是出庭律师又不是代理人而只是协助当事人或代理人完成辅助工作的事务律师队伍急剧壮大。到1750年，一项议会法案表明事务律师资格和代理人资格可互相通用。1793年，代理人—事务律师建立职业协会。

——摘编自程汉大《英国二元律师制度的起源、演变与发展走向》

材料二1866年，外籍律师出现在租界领事法庭上。外籍律师的进入打破了中国封建法庭只审不辩或只判不审的传统审判方式。1906年，清廷拟定《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将律师制度单列一节；规定由政府确定律师名额，由政府分拨，并将律师纳入品官之列。1912年后，苏沪杭等地出现律师自治性团体组织——律师公会。北洋政府于1912年9月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律师单行法规《律师暂行章程》，规定律师执业要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将律师公会置于司法机关监督下，规定“地方检察长得随时出席于律师总会及常任评议员会，并得命其报告会议详情”。中国律师制度正式建立。

——摘编自姚秀兰《中国近代律师制度探析》

材料一   汉唐时期的对外贸易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但晚唐以后，特别是两宋时期，随着指南针在远洋航海上的普遍运用以及工商业文明在江南地区茁壮成长，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日益成为对外交通、交流的主要通道，达致宋朝海上丝路贸易的极度繁荣。

——摘编自柳平生   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

材料二   明永乐年间，郑和将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西亚、北非，通过和平交流，各式香料、奇珍异宝大量流入中国，供上层社会享用。随着海禁政策的实施，至16世纪，仅剩日本、菲律宾、中南半岛、印尼等部分国家和地区仍与中国有联系，且其中一部分国家已经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所控制，印度洋地区逐渐成为欧洲人的势力范围。1840年以后，在军舰的护持下和一次次侵略战争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外国蒸汽轮船更是与日俱增，西方的工业制品大规模地输入中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摘编自龚缨晏《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材料一   公元前1500年左右，摧毁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雅利安”入侵者最初是游牧的牧民。这一阶段的雅利安人信奉吠陀教（一般认为，吠陀教是古婆罗门教的前身），这种信仰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吠陀崇拜仪式以动物牺牲为中心环节，包括以家畜为牺牲；婆罗门僧侣讲述着口口相传的远古传奇，这些神话传说同时也佐证了如下信条；社会巨额剩余价值应当纳入武士统治阶层及婆罗门僧侣阶层的腰包，因为他们是“再生的”神明，生来就超越社会上其他阶层群体。大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冶铁技术的缓慢传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统治阶层以武力达成所需，并以宗教种姓制度为理论支撑，将雅利安普通平民归入低级的吠舍阶层（即耕种者），被征服的族群则是种姓制度中最底层的首陀罗。延续千年的种姓制度就此在印度扎根

——摘编自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材料二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入侵下灭亡。当时的“蛮族”日耳曼人较之罗马而言是一个落后民族。在蛮族入侵过程中，帝国的大批土地、城市、建筑、文物被毁。而基督教教会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保持着教区为基本单位划分的组织系统，为日耳曼诸王国汲取罗马行政区划体制提供了蓝图。基督教的教阶制也为世俗封建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规范。中世纪时期，西方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质和机制，这就是宗教文化占主导地位，基督教渗透到西方社会文化的每一个层面，各个阶层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哲学是神学的奴仆，教育是宗教的工具，文学和艺术也是教义的衍生物。

——摘编自刘文华《基督教对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在近半个世纪的艰难探索中，希望模仿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一个多党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果以失败告终。当时普遍存在臣民思想的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拥有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所属的知识分子数量极少，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坚定。经历多次革命失败后，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孙中山带来了新的选择方向，孙中山逝世后，作为实际继承者的蒋介石完全不愿施宪法之治，转而行独裁之道，国民党也完全背离建党初衷，最终失去了执政权。实践证明，中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先进政党的领导，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摘编自宫捷《近代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历史探索与反思》

材料二   西方民主观认为，通过自由选举实现轮流上台执政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这是西方政府和学者所夸耀的西方政党政治的优点，然而这更像是西方美化的结果。实际上长期以来，多数西方国家政权始终掌握在一两个政党或政党集团手中。例如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联盟和人民党联盟垄断了国家政局，两大政党联盟的议席数之和超过全部议席的2/3。西方民主观还认为，反对党的存在是西方政党政治健康的标志，是捍卫民主、防止独裁的必要手段。但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政党就开始出现政治合谋，政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越来越明显，为了提高选举获胜的机会，政党之间结成联盟越来越普遍，有原则、建设性的反对党明显减少。

——摘编自向文华《被美化的西方政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