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洲地区主要语言分布图
——摘自邓辉《世界文化地理》
材料二：公元前196年，为纪念埃及托勒密五世加冕一周年，祭司制作了罗塞塔石碑。石碑高1.14米，宽0.73米，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石碑上用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1799年，拿破仑远征军在埃及北部城镇拉希德发现这块石碑，法国人把当地称为罗塞塔，石碑因而得名。1801年，英军打败法军、接管埃及，根据投降条约，法方把罗塞塔石碑等10多件埃及文物移交英方。1802年，罗塞塔石碑被送至大英博物馆埃及厅，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为了展示英国人对法国的军事胜利，英国人在这件石碑的标签上写有一句话：“不列颠军队征服埃及的战利品”。1993年埃及考古学家札希·哈瓦斯博士公开呼吁英国应该将罗塞塔石碑归还给它真正的归属地埃及，因为这块石碑是埃及文明的重要象征。但大英博物馆并未归还。
——据中文维基百科“罗塞塔石碑”条目
(1)根据材料--，概括美洲地区语言分布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并据此指出它所承载的美洲文化的新特色。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罗塞塔石碑的命运进行评析。
材料一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即提出了改变中国军事力量以对抗西方侵略的方针，即所谓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这一提法的意义在于他摆脱了守旧派单纯关注外国入侵却不重视改变自身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救亡思路，而开启了“以变应变”的新的救亡思路，而这一新的救亡思路的开启为日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超越救亡思路进行更为深远的思考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在军事上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为开端，中国以侵略者为学习对象，开始了由自己主导的救亡策略的新探索。
材料二 1840年后，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在维新派看来，外国入侵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危机并非单纯由外国入侵引起，而是出于中国内部。而这种中国内部的原因并不是暂时的单纯的军事技术上的落后和经济财力上的不足，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种落后和不足是社会长时期发展不足的结果。…………如果说洋务派只看到了中国社会危机的直接的和表面的原因的话，维新派则以一种更为长远的眼光扫描中国社会发展的纵深历史，试图寻找救亡的更为根本的策略内容。
——以上材料均摘自《从救亡图存到寻求富强——对近代中国救亡思潮嬗变轨迹的考察》
(1)根据材料一，请概括指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想的进步性。
(2)请概括材料二维新派的观点并结合所学对这一观点进行评析。
材料一在查士丁尼之前,有过三次编纂法典的尝试,但是这些法典的内容依然过于庞杂,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对于查士丁尼来说,统一法典的编纂与帝国其他的措施,都是其重新恢复和统一罗马帝国政策的一部分,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法律。因而,查士丁尼上台伊始,立即着手法典的编纂。公元528年,查士丁尼颁布谕令,任命十人委员会,命令他们负责根据以前的三部法典以及后来一些皇帝的谕令,编辑一部新法典,并使之系统化。529年,法典编纂完成,命名为《查士丁尼法典》。它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财富。
——摘编自陈勇《查士丁尼法典评析》
材料二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传统法律思想的基础上,融合了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思想主张,制定了各自的法律制度。法律由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在法律内容上,注重保护个人权利。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坚持程序公正和无罪推定。西方法律制度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存在着许多局限性
——据《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查士丁尼法典》编纂的背景及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特点。
材料：抗战时期，叶剑英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国统区工作。期间，他发表大量的时政和军事文章，宣讲抗战的战局特点和战略问题，以及敌后游击战的经验等。《新华日报》和偏向于国民党的报刊杂志都成为叶剑英宣传的阵地。1938年11月，国共合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叶剑英为国民党将领讲授游击战术课，改变了国民党军将领只打正规战的观念。应民主人士之邀，叶剑英多次参加时事讨论活动，并广泛接触军政界各派系爱国人士。1940年，针对国民党顽固势力对中共“破坏抗战，制造摩擦”的污蔑，叶剑英用充分的数据和详实的资料进行反驳，并强调一定要“求得解决（摩擦）的办法”。叶剑英的一系列统战实践为维护全民族团结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谢涛、周竞风《抗战时期叶剑英的军事统战工作》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抗战时期叶剑英在统战工作中的主要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战时期叶剑英在统战工作中取得成效的原因。
材料 资政院论驳上谕风潮
1910年9月，议会准备机构资政院（仿照西方的法规体制设立的中央谘议机关，议员分皇帝亲选、民选各100名）正式成立。清廷希望“为朝廷竭协赞之忠”的资政院议员，以一种“半在朝”的政治身份与朝廷站在一起。
11月4日，清廷颁谕缩短预备立宪年限，定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并专横声称：“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资政院议员虽不敢对上谕正面发难，但采取了曲解的办法：“我皇上，我监国摄政王的本意，并不是必要到宣统五年始开国会……不过因皇上方在冲龄，监国摄政王不能自作主张，所以交付廷议以取决之。”进而进一步鼓动大家继续请愿再次缩，改预备立宪的年限。
11月9日，又出现了议论上谕的风潮。这天，议长宣读了一道上谕，对资政院核议湘抚与省咨议局关于发行公债一事争议的具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湘抚此举“系属疏漏”，既未给其以任何处分，也未提及发行公债应交或补交省咨议局议决。对此，议员们惊诧异常，他们愤然指出“立宪国精神，全在法律。督抚违背法律而不予处分，则资政院可以不必设……宪亦可以不立”，诘问清廷到底“要立宪不要立宪”。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1月22日，议长宣读了命将资政院议决的云南盐斤加价具奏案交督办政务处，将议决的广西巡警学堂具奏案交民政部分别查核的上谕：议员们认为这不但否定了资政院的议决权，而且无异于宣布以上两个行政部门为资政院的上级机关。因而骤起轩然大波，不少议员开始对上谕含沙射影，旁敲侧击。
——摘编自王开玺《晚清论驳上谕风潮述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资政院论驳上谕风潮”进行评述。（要求：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