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尹达（1906-1983年），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青年时代就读于河南大学，大革命失败后，尹达心忧国家命运，立志以考古研究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规律。20世纪30年代，他主持了龙山文化等遗址的发掘工作。抗战爆发后，他悲愤地留下字条：“我爱好考古······但我更爱世代所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毅然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工作期间，尹达从考古学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写成《中国原始社会》。新中国成立后，他肩负史学、考古学学术组织与学科建设重任，为探索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演变规律，进行着长时间的理论思考。20世纪70年代末，他创建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阵地，对中国史学发展进行系统探索，为《中国史学发展史》的出版奠定基础。

——摘编自谢保成《尹达先生之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材料一 周人经过古公、文王、武王三世的经营，居然击败了商王国。但周人没有被轻易的胜利冲昏了头，他们处处都反思这一历史发展的原因，最后才认定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理论。周人提出的“天命”观念，可以引申为两点：第一，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第二，超越的力量，亦即上天，对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カ。这些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突破。某一政权的合法性，是基于道德性的价值判断，而上天有裁判权，这种观点摆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统治者承受天命，即须负起天命赋予的道德责任，而上天只以道德的要求，裁决统治者是否称职。这是高超的理想，很难在真实的人生完全实现；但是，正由于有此理想，人间秩序的境界得以提升！周人悬此理想，可谓是中国文化上划时代的大事，不像别处以神意喜怒为标准的文化，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才走到这一步。

——据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时人仍言天命。但与西周天命观相比，春秋战国时的天命论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是普天之下国祚的依据，而是转换为得天之佑的意思。其使用者也由周天子专属而降至诸侯、贵族阶层，天命的神圣性渐次褪去。更有甚者，天命竟为人的意志所挟持显示出工具化的色彩。此外，春秋战国时人对于天命与德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坚持德为天命之根据；有人却肯定命定之天的作用；有人则意识到天命并不专辅明德。倘若说以人事作为天命转移的根据意味着周人理性精神的出现，则可见春秋时期的天命观并非沿理性线索发展。

——据罗新慧《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