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1936年提倡并推行了农业合作达动、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以西方各国合作法令为蓝本的《合作社法》。其中规定，“凡年满二十岁”“有正当职业”的“中华民国人民”均可入社，但“破产”者不得加入。同时，入社必须缴纳定额股金且必须对合作社的财产损失负连带责任。对于农村的合作事业，国民党人曾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合作来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救济弱者”“复兴乡村”“避免土地革命之惨祸”。然而，国民党政府发起的农业合作运动最后却出现了“非特无益于农民反造成剥削农民之新式工具”“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

——伍福莲《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等

材料二   新中国建国后，广大个体农户被迅速动员起来积极加入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织，我国农村进入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村集体经济办成了个体农户许多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像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依赖的农田基础设施基本都是依靠公社的整合力量和规模效益修建的。1954年起，全国逐渐建立起供销社。供销社一方面要及时保质保量地向农民供应各种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要尽可能以有益于农民的价格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从商业上去剪除农民所受的中间剥削”。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供销合作社还通过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增加了农副产品购销的统筹性，以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

——摘编自吴淑丽《农业集体化时期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效用及其启示》

材料一 从8世纪中叶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实施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力倡导并赞助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在哈里发的资助和倡导下，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国家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智慧馆”、由翻译局、科学院和图书馆组成。智慧馆以重金延聘了各地不同民族、宗教信仰的近百名著名学者和翻译家，集体从事译述、研究活动，将用重金从各地所搜集的一百多种各学科古籍进行了整理、校勋、译述。他们在对原著直译的基础上，作了大量校勘、注释、质疑、摘要、评论等，发挥了自己新的创见。至阿拔斯王朝前期结束时，古希腊典籍中重要著作都已译成了阿拉伯文，其中有柏拉图的《法律篇》《国家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以及医学、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译作。这些著作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和迷人的智慧，不仅大大丰富和增长了见识、学问，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将阿拉伯人由一神信仰阶段带入了层次更高的理性思辨阶段。

——摘编自潘潇寒《阿拔斯王朝百年翻译运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深感西方船坚炮利，提出必须“访夷情，译西书”，开近代翻译先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开始筹建京师同文馆译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机构从事大规模翻译活动。徐寿1868年在江南制造总局主持译书工作，大多是根据西文的较新版本，由传教士傅雅兰口述，徐寿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前后译书17部约280万余字，所印书籍涉及经济、军事、物理、化学、医学等领域。……甲午战争之后，翻译活动迎来新的高潮。随着洋务运动的式微，翻译活动也逐步走向民间，形成了近代晚期新兴的翻译群体。著名的翻译家主要有马建忠、严复等。他们都满怀爱国热情和报国志向，有海外留学或驻外经历，对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等有深入的了解。例如严复提出的“信、雅、达”的标准，确立了翻译作品的真实性、严谨性和可读性。他在所译作品中都有序言，介绍翻译本书的目的，同时对书中旨意进行阐述。如翻译《天演论》中介绍过达尔文的《物种原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翻译《论法的精神》中对旧思想批判尤为突出，倡导“(立宪之国)主人非他，民权是已”的主张。严复的翻译可以说不独是理论学说的介绍，而且是一种“批判的武器”。

——摘编自史日丽《近代翻译活动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19世纪初，德意志地区纷纷开始改革，系统的资本主义进程正式开启。在速一过程中，第二产业从业者占比越来越大。1875年，普鲁士“矿业、冶金业与盐业”部门便有105家企业为工人开设培训课程、教育课程及讲座。19世纪末，凯兴斯泰纳等认为“职业教育”应是面向全体公民义务实施的国民教育。至此，职业教育实践开始进入国家层面。《工商条例》《进修学校条例》等使工商职业教育逐渐成为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大多数城市也通过地方法规，从法律上规定进修学校的义务教育性质，按职业分类的进修学校开始在全德试行。

——摘编自李超《德国职业教育历史源起与勃兴——以19世纪为考察对象》

材料二   伴随着洋务运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拉开序幕。民国初年，职业教育得到迅速发展，但1913—1917年却又停滞不前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职业教育又出现了短暂的发展。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认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为此，很多职业学校的招生原则是“应收寒素子弟求学，费用务使减轻”。为培养工商界的管理人才与中等技术人才，很多职业学校特别注重学生的实习，力求使学生掌握“纯熟之技能”，所学知识真正能“学以致用”。同时，职业学校还注重培养学生“勤勉诚实克己公正诸美德”，以使学生成为“立身社会”的“善良之公民”。

——摘编自徐东《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民族在长期的碰撞与交融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观念。《史记》运用先秦以来的典籍资料，广泛搜集各地传说，梳理、创建了一个支系庞大而主线清晰的族谱体系。在该体系中，传说中的黄帝是夷夏各族共同的始祖。

至明代，云南哈尼族传说认为先祖躲入葫芦中逃脱大洪水后生下五子，分别成为哈尼、彝、汉、傣和瑶族的祖先。南甸土司自其十六世祖开始有“呈祥”“守忠”“定国”等汉化名字出现。云南乡式名额也由洪熙元年（1425）的10名，增至万历末期的47名。沐英镇滇十年，“练兵劝农，兴学化俗”“民知草长养老而兴其孝弟矣”。

——《明代云南地区的民族融合》

材料二   1938年10月，东南亚48埠华侨齐聚新加坡，宣告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陈嘉庚作为主席发表演讲：“吾侨均为炎黄子孙，素有‘革命之母’之名誉、爱国精神见重寰宇；七七以来，与我四万万同胞敌忾同仇，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愿我八百万侨胞……作我政府后盾，踊跃慷慨，加紧出钱出力……使我物力愈充，使我战力愈强，使国家得籍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使民族得精吾人力物力一报九世之仇，抗战胜利必属我国。”

——《赤子丰碑》

材料三   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渠道动员海外人士回国参加建设。青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他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动员更多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他说：“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回到祖国去，成为当时广大留美中国学生的追求和选择！1950年4月，朱光亚历尽艰辛回到祖国怀抱。他把毕生所学献给了祖国，为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朱光亚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名列“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榜首。

——《朱光亚传》

材料一   史载：“先是，益（今四川成都）、邛（今邛崃）、嘉（今乐山）、眉（今眉山）等州，岁铸钱（铁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淳化四年，993），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到大中“祥符之辛亥（四年）”，“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

材料二   当时发行交子的富商称为交子铺或交子户，而且交子既能远近行使，又随时需要兑现，所以除成都外，各地还有分铺。……那些富商……经营不善，资财就会衰落，在领用交子的人拿来兑现的时候，有时就不能应付，而至于打官司；有时因为交子铺户的诈伪，激起民愤，而发生挤兑的事，交子户则闭门不出，后来政府出来干涉，每贯（一千）只能兑到七八百。

最初提议由政府接办交子发行事宜的是转运使薛田，他在大中祥符（1008-1016年）末年奏请设立交子务，但当时的政府没有采纳。后来……政府终于接受了这建议，于天圣元年（1023年）设置益州交子务，自二年二月起发行官交子。

北宋的交子……最初只行于益州，熙宁二年河东苦于铁钱的运输不便，曾在潞州设置交子务，三年一度废罢；四年又行于陕西，九年又罢废。崇宁元年又行于陕西。所以交子的流通范围，除四川外，不外河东路和陕西路，换言之，即铁钱流通区域。

——摘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材料三   这种初期交子票面的数额不定，而且是临时写上的，可以向接受交子的人兑取现钱，最终还可以向发行人兑取现钱。这种铁钱代币券的情况，具有近代“金本位制”时期纸币的一些特性，但更近似于现代欧美各国的“不记名可流通支票”，还不具备纸币的性质。

但南宋的会子到了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就取消分界的办法，许其永远流通。而北方金人的交钞则在公元1189年就取消了分界发行的办法，而且不兑现，已经是纯粹的纸币。

——整理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和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帝位，此事《旧唐书卷六四·列传一四》有如下记载：

材料   九年（626年）六月四日，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觉变，即回马，将东归宫府。太宗随而呼之，元吉马上张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毙。元吉中流矢而走，尉迟敬德杀之。

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太宗左右数百骑来赴难，建成等兵遂败散。

建成死时年38岁。长子太原王承宗早卒。次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并坐诛。……元吉死时年24。有五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并坐诛。

材料一   泇运河位于山东和江苏境内，竣工于明朝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是南北走向的京杭大运河中唯一东西走向的一段。泇运河开通前，从微山湖到台儿庄的地势西高东低，湖面比台儿庄高20多米；京杭大运河从徐州至淮安段的河道易受黄河泛滥的侵扰，经常阻塞；徐州、吕梁有两处急流是大运河上的鬼门关，过往船只稍有不慎就船覆人亡。隆庆三年（1569年），总河都御史翁大立对徐州等地进行详细考察，认为“别开一河以漕”，可避黄河运道之险。为解决水流湍急和水源流失的难题，漕河官员在台儿庄至韩庄的河道上，依次建起八座陡门式船闸。为减少船闸的启闭次数，每次过闸，船只须结队编组。为此，朝廷设闸官署4处，各设闸官1名。泇运河开通后，不但使京杭大运河避开了165公里的黄河之险，也使台儿庄从一个普通的村庄发展成运河上的明珠城市，积淀了融南汇北、承东纳西的运河文化，成为“中国建筑博览城”。

——摘编自杨传珍《泇运河的通航与台儿庄的繁盛》

材料二   米迪运河位于法国南部，建成于1694年，与西部的加隆运河相连，沟通了大西洋和地中海，是目前欧洲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运河之一。路易十四开凿该运河的初衷，是为了小麦运输能够绕过伊比利亚半岛从而避开西班牙的关税，也为更便捷的商业运输和航运安全。米迪运河的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有189.43米的水位差。为解决水位高差和运河供水等难题，工程师里盖经过多年研究，通过运用现代力学原理和轴承等技术，修建了黑山供水系统和瑙鲁兹分水岭、圣·傅亥奥勒大坝及水库、马尔帕斯隧道、方塞汉娜级船闸等水利工程，终于建成了这条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整个航运水系涵盖了船闸、沟渠、桥梁、隧道等328个人工建筑，与周边环境巧妙地融为一体，从而产生一种和谐美的效果，堪称建筑技术史上的佳作。1996年，米迪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摘编自万婷婷、王元《法国米迪运河遗产保护管理解析——兼论中国大运河申遗与保护管理的几点建议》等

材料一     范晔《后汉书》中记载：“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絮，化行夷貂（少数民族），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任延在东汉初年担任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朵交阻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成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做外蛮夷夜郎等幕义保塞。”

——摘编自许殿才《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材料二 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基本上摒弃了封建王朝“内华夏、外夷狄”的陈腐观念，传统“尊夏贱夷”，“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国民政府曾提出改正少数民族称谓，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禁止再用歧视和侮辱性的字样。由于边疆危机严重，一些有识之士还得出如下认识：“从前我国民漠视边疆，以为建设中国，应先内地而后边疆。经过（九一八事变）之惨痛教训，当知建设边疆较之内地更为重要。”一些人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旧意识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同时，尊崇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也极为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以西方传来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为指南，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国民政府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一些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材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