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材料二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讲到：“中国代表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就此处境艰难的新中国不仅成功打破了外交僵局，也让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成为普遍共识，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年瞬间——万隆会议与求同存异方针》

材料三   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

材料一　　在革命者队伍中，孙中山先生年轻时期就坚决与封建服饰断裂，1895年的广州起义，孙中山与其他革命者一起流亡日本，到达日本后剪掉一头长发，脱去长袍。在孙中山的影响策动下，革命者纷纷断发易服。民国政府建立后，出台了民国新服饰穿着要点，以体现平等博爱的三民主义为基础，学习西方服饰的简便原则，以西式服装为主。……早在清末新政时期立宪派就推行易服运动，但所易之服多为外货西装，导致利权外失，提倡土布西服，也不得要领，最后不了了之，惟中山装的出现，用土布也可以制得精美，使易服与提倡国货得以兼得，故政府大力推行国货中山装。

——摘编自勾爱玲、张朝阳《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服饰的演变》

材料二　　中山装不仅仅是一件衣服，还是中西文化交融的载体。西装贴身、干练的风格体现了个性的解放，其秉持的平等观念取代了封建等级观念，中山装移植了这种风格和精神，使人耳目一新。此外，标准中山装的前幅衬的结构工艺、袖子的造型及裁剪方法均与西装相同。中山装上三颗纽扣、五颗门襟钮等设计可以看出对于符合天数“三、五”的钟爱。中山装对襟的设计体现了华人礼服中特有的东方文化精神，以及对称均衡的审美意趣。

——摘编自罗义《身体·国家·认同：民国中山装的文化透视》

材料一   针对当时俄国存在的关于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背叛社会主义的言论，列宁指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因为“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以俄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经济实践为案例，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不久，商品交换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列宁强调：“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全面实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从而活跃和发展城乡经济。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是在不断总结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反映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商品经济理论探索和实际政策试验的相结合。

——摘编自张雷声《列宁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创新性贡献》

材料二   为了澄清人们对市场与计划的模糊认识，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此后，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他又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摘编自罗英《探究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精髓》

材料一   西汉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九月地震，宣帝于十月下诏：“池籂(指皇室园林)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安帝时“连年水旱灾异”，朝廷“悉以公田赋与贫人”。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数郡国发生旱灾和蝗灾，“青州尤甚，民流亡……罢安定呼池苑(一处皇家马场)，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 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

——摘编自林兴龙《汉代社会救济问题研究》

材料二   唐代常平仓原为平抑粮价而设，玄宗后逐渐普及，但仅限于州府以上城市。宋初常平仓仅限于京师。宋真宗时，除福建以外，各路均设置了常平仓，且设置到县级城市，常平规制由此建立。 宋代常平仓最初以调节粮价为主，很快具有了救荒功能，也用为平时济贫之资。王安石变法期间又将常平法与青苗法结合起来，帮助农民度春荒。至此，形成了具备新功能的常平仓：“有曰借助赈贷者，以息赈济者也；有曰赈粜者，减价来谷以赈之也；有曰赈济者，直与以赈之也。”

——摘编自张文《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材料三   19 世纪80 年代，德国宰相俾斯麦开创了一个以当时德国的社会背景为根基，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保险模式，为现代社会保障打开了大门。其理论依据是德国历史学派和德国政策协会的“国家干预主义”，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社会政策协会主张实行“社会政策”，强调通过如社会保障、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以缓和阶级矛盾。在对日益壮大的工运采用镇压措施的情势下，从1883到1889 年三个保险法案依次发布，德国确立了社会保险制度，并很快被其他国家效仿。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社会保险制度被引入欧美其他国家，并进一步发展成为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摘编自张邦辉主编《社会保障》

材料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探索建立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1949-1955年，农村社会保障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以临时社会救灾救济、社会优抚为主要内容，形成了以家庭为责任主体、政府适当扶持的模式。1956-1978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入正轨，逐渐转变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集体为责任主体，以家庭保障为辅，国家救助的保障模式。改革开放后，集体经济衰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缓慢发展。21世纪以来，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以解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随着2003年以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我国逐步建立并完善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

——摘编自苏保忠《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研究》

材料一   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广东，开始传教。然而，中国人对基督教这个舶来品最初是不感兴趣。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传教士学汉语、用汉姓、穿汉服，读儒家经典，顺应中国习俗，介绍中国人所陌生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吸引中国人。西学随之在中国传播开来。

——这编自用人员《川学东街对中川文化自信的冲击人儿儿们》

材料二   18世纪出现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现象。法国伏尔泰《风俗论》（1756）中。以中国为矛攻击当时法国社会的政治和宗教制度。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大力推崇儒家的理性精神，认为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建立在理性而不是神启基础上信仰自然的宗教。中国还成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为首的重农注意者阐发思想的参照来源。魁奈通过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了解中国。他在1785年发表的《经济表》中将中国树立为欧洲重农典范和理想社会。在讨论中国君主制时，他说“我从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得出，中国体制建立在明智和稳固不变的规律基础上，虽然帝王发号施令，但是他行为检点。”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1767）中，魁奈认为中国的专制不是建立在武断的奇思妙想上，而是遵照规律法则，关注的核心是人们的福祉与社会和谐。

——改编自黄丽娟《“中学西渐”——欧洲现代精神的中国借鉴》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广东罗定等地“铁矿既溶，液流至于方池，凝铁一版，取之。以大木杠搅炉，铁水注倾，复成一版。凡十二时，一时须出一版，重可十钧。一时而出二版，是曰双钩（钧），则炉太旺，炉将伤……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九版则缩”。

有学者估算，20版铁，每版300斤，共6000斤，按万历年间北京官价约合96两（白银），如果每年生产6个月，收入可达17280两，考虑到“万金”的成本，每年资本周转不到2次。

——摘编自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等

材料二   在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新式纺纱机发明之后，手织机再也应付不了工作了。由于煤的使用，虽然生铁的产量迅速增加，但棒状铁（一种由生铁精炼而成的韧性铁）的生产却受到限制。英国不得不从瑞典和俄罗斯输入棒状铁，其价格之高成为各地工匠加速推进冶炼技术研究的原因之一。不久，纯粹从经验中衍生的搅拌炼铁法的发明大大减少了用锤锻打的辛苦工作，并能迅速且大量地生产棒状铁。18世纪80年代，这一发明获得瓦特的赞许，许多厂商主动前来与发明家磋商其专利证的使用权问题。如理查德·克劳肖凭借此专利所开的工厂里，棒状铁的产量从每星期10吨提高到200吨。根据推算，1786年至1789年发明家所订的专利授权合同如果得到诚实的执行，那么他在专利权的法定保护期内，能获得高达25万英镑的使用费。

——摘编自[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