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存在着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思想，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同盟会誓词理解为在“十八行省”范围内建国，而将东北三省以及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视为可有可无之地。当时南方的革命阵营卫包含一些立宪派、旧官你和温和革命派成员，他们大多数反对这种狭隘的民族观念。1907年，杨度在《中国新报》上发表文章，认为狭隘   的“民族建国主义”会导致国家分裂，以至迪到列强瓜分而亡国。此后，民族平等、团结的主张影响越来越大。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民国历届政府和各政党领袖都大力捉倡民族平等，但多来现在理论阐述和宣传等方面，而较少应用于实践。

——摘编自《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族平等从理论层面进入到社会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平等”的概念充分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宪法和纲领性文件中，并指导着中国民族事务工作。为了全面贯彻民族平等政策，从1953年起，国家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考察工作。对民族成分和民族称呼混乱的状况进行了统一调整，至1979年，55个少数民族被正式确认公布。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民族利益观和价值观，创新地将“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相结合，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摘编自何一民、刘杨《从“恢复中华”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材料一   西欧诸国在反对封建王朝国家与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首先产生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资产阶级在推翻王朝国家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把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政治意义的民族主义。新型民族国家的基础不仅是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更重要的是民族的共同政治认同，以及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原则和观念。当西欧近代民族国家建成之后，民族主义就转化成了一种对别的民族进行侵略和扩张的学说，要把本民族本国的统治扩张到别的民族别的国家，而不管后者同意与否。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来，民族主义在西方逐渐成为具有侵略性的进攻武器，而中国则开始将其作为民族自立的依托。近代中国在它的旗帜下，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历史使命，产生了颇具特色的民族主义理论。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本土化历程伴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化和丰富。梁启超等人鉴于传统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认识到了改变文弱旧习、培养人民尚武精神、增强国力的重要性，提出按照军队操法重塑国魂，强调国家独立和自由胜于个人的独立与自由。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宣传者们是中西方思想碰撞中位于前沿的先驱，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的探索者和领路人。

——摘编自郭建民《民族主义的近代中国化：过程、特征与类型分析》等

材料一   周人小国寡民僻居西部，面对东部的广土众民，不能不设计一套统治机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制度。这一封建制度，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分封子弟与亲戚，在紧要的地点戍守，彼此援助，构成一个庞大的控制网络；二是笼络不同文化的族群，寻求合作。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仪，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等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经过西周的封建体制，中国经历了为时数百年的文化融合过程。

——许倬云《万古江河》

材料二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出现过应否置郡的争论。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三   在此之前，无论名义上如何，中国实际上分裂的，所谓“诸夏”或“中国”都是个笼统的概念，并没有确切的范围和实际的组织。直到秦统一，“中国”二字才有了具体的表现，它代表着一个具有明确政治制度的庞大帝国和明确地理区域的广大国土和民众。

——傅乐成《中国通史·秦汉史》

材料一   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使人们看到了初露端倪的“外向型”经济。……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后，盛泽镇附近的黄溪市，丝织机坊“雇人织挽”，使当地丝织业有了同其他商品市场一样的劳动力市场。……江南市镇作为一个工商业中心，其人口结构不同于乡村，号称“工贾艺术杂处”，即以工商业为主，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杂处之地。

——摘编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材料二   大生纱厂大事纪年表

——整理自张孝若《张謇传》

材料一   秦朝开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地方行政体制是郡、县两级制……秦有四十多郡，中央直接管理问题不大，西汉时疆域逐渐开拓，郡国的设置日益增多。汉武帝时达到了一百多个，中央直接管理就有些麻烦。于是，武帝时全国设十三部（后亦称州），在部置部刺史，加上上京城的司隶校尉，共十四个……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州刺史或州牧成了地方割据势力，从此，魏晋南北朝的地方行政机构变成了州、郡、县三级……机构重叠，人员膨胀，所谓"十羊九牧"，十分不便。

——摘编自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材料二   晚清以来，流民大量涌入东北，清政府也逐渐放宽封禁政策，招民开垦，以加强对东北地区的开发。日俄战争后，边疆局势急剧恶化。面对“外有强邻逼处，内有马贼横行”的危局，从封疆大吏到普通知识分子，纷纷呼吁清政府改革东北地区的军府制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裁三省将军，设立东三省总督，总督之下设三巡抚，分管奉天、吉林、黑龙江行省，行省下分设道、府、厅、州、县等地方民治机构。其中，东三省所设之道，多数为分巡道兼兵备衔，道员兼辖招民招垦、旗民交涉以及蒙务、商务、税收等。道本身具有监察职能，部分道还受理中外交涉事务。道的设置有益于东三省由军府制向行省制过渡及开发边疆、缓解危机。

——摘编王景《清末东三省道设置与作用》

材料一   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是否觉醒？

材料二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和西方的作家们已对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僚作口诛笔伐之能事。无数谴责字眼，如自大、不负责、贪污腐化等都堆在他们头上。可是今日事后看来，既有组织上的重荷和文化上的传统压在他们头上，其他任何人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不见得能够做的特别不同。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并未组织一调查委员，会事后决定事体发生的情形与个人的责任。没有派官员出国考察，也没有在组织上做任何更改。美国官员愿意供给制船造炮之蓝图，被婉言拒绝。《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待遇，满人汉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内中提及今后两方面的文书要用平等语气来往，开“夷人”随意置喙之门，反而使他们不安。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注：黄仁宇<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中国明史专家。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书。）

材料一   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大批耶稣会士来华，其中包括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等人。他们在接受中国传统风俗与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传播西方文化。地理方面，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数学方面，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物理机械工程方面，邓玉函、王徽译绘《远西奇器图说》；此外，还涉及天文历算、水利技术、欧洲古典哲学、美术、音乐、建筑等方面。就其知识水平而言，基本上代表当时欧洲知识界的平均或最高水平。

———摘编自宁欣《中国古代史资料汇编》

材料二   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播较晚，当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印刷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后翻译了“四书”“五经”。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方之间的对话处在平等的位置上，耶稣会士们的翻译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伏尔泰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真理绝不与迷信混同。”他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并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之一。有学者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

———摘编自郝景春《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材料三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