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论法的精神》里，孟德斯鸠延续英国先贤洛克的观念，归纳出“三权分立”的治理格局。其理论特点在于治理国家的三个权利部门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似乎能够支撑起一个稳定的平面；立法、司法、行政之间恰似“石头，剪刀，布”一样，相生相克，分权制衡应该能够很好的治理一个社会（国家，或者国家之下的行政机构）。

——摘编自何志鹏《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

材料二   “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由于合法认定的和公共需要的明显要求，并且在事先公平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能被剥夺。”

——摘自法国《人权宣言》

材料三   1764年7月，意大利人贝卡里亚提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摘自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

材料四   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材料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如果说宪法重在限制公权力，那么民法典就重在保护私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编纂民法典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编纂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需要，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2020年5月22日）

材料一 周代开始,中央政府经常派出使者“分行四方,延问疾苦”,以便及时“赈济百姓”。汉代各级政府与扶贫相关的财政事权就包括了收养孤儿、贩恤鳏寡、救疾医病、放赈救灾、助贷贫民、协助生产等十多项。汉代限民田,曹魏屯田制,北魏隋唐均田制,都是努力把人民和土地结合起来,帮助人民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则对农民生产提供帮助,如大兴水利、提供种子农具的贷款、编制农书等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独孤国等恤养老幼贫疾的常设机构。中唐时,刘晏强调国家赈济要适当:“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阕则复重敛矣”。唐宋时期,政府针对各种贫弱对象,都设立了专门的救助机构,这些措施为元明清历代所继承,并有新的发展。

——摘编自史卫《古代财政与扶贫》

材料二 1929年下半年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强烈要求政府承担起社会责任。当时的美国总统死抱着“自愿救济”和联邦政府不参与社会救助的信条,未采取任何措施。1933年总统罗斯福推行“新政”,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这部法律一改济贫制度下事后救济的做法,将贫困的预防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启了社会救助立法的里程碑。该法案在对待贫困问题上采用了两道防线,即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该法主要目的就是将失业者、儿童、妇女、老年退休人员与残疾人纳入公共援助体系,形成了不同类别的社会援助计划。

—— 摘编自于婷《中美社会救助例度比较研究》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中国广大农村分布着2.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1986年,国务院成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划定重点扶持区域,设立专项扶贫资金,开始实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国家扶贫行动。有世界银行专家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尤其对减少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人数更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督战,提出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淮扶贫”,建立脱贫攻坚的责任体系、政策体系、监督体系、考核体系等。明确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奋斗目标。